“只有20余万的经济纠纷，为何要我赔偿近300万元？”原杭州汇晶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已注销）法人杜娟近来一直为官司所困，而这起官司缘于8年前。

一审判决赔偿296万

杭州汇晶图文是一家规模并不大的文印店，经营范围包含打字、复印及图文制作等，2004年公司因故注销。

杜鹃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02年9月，杭州汇晶图文与富士施乐公司签订《按张收费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富士施乐提供两台配套器材，杭州汇晶图文承诺每月至少打印5万张，并支付基本费用每期（即每月）7.4万元，合同期限为60个月。

“这份合同让富士‘旱涝保收’，不管能否达到规定的业务量，每月至少得支付7.4万元。”杜娟说，在合同履行了20个月左右时，汇晶公司因故即未再支付每月的基本款项，“机器的质量一直不稳定，经常故障，相关人员也经常变更，我们拨打维修电话经常找不到负责人。”

而更重要的一点，此后的复印市场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当初与富士施乐公司签约，收费标准按照1.6元/张，后来我们发现，公司其他图文签约的合同上按照0.9元/张甚至更低的价格执行。我们向富士施乐公司反映，一直没能有效解决。”杜娟说，双方矛盾由此而发，从2004年7月开始，汇晶公司停止付款，在3个月之后结账期，也就是2004年10月份开始，富士施乐方面停止了日常维护、提供耗材等服务。换句话说，在原汇晶图文制作有限公司拖欠了3个月的钱款后，富士公司方面停止了机器运转。

一晃5年过去了，杜娟说，富士施乐除了在2008年控告其合同诈骗外（上海警方后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没有提出任何交涉。

但在2009年3月，富士施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304万元。当年11月，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包括杜娟在内的两名原股东被判偿付富士施乐公司296万元。

合同性质成焦点

因不服一审判决，杜娟随后提起上诉，双方当初所签《按张收费销售合同》的性质成为焦点。

据了解，一审期间，富士施乐起先认为，双方存在设备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分60个月付款，买方每月支付7.4万元。杜娟的代理律师则认为，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每月所付的7.4万元并非购机款，而是使用机器所产生的收费。

在一审质证阶段，针对上述说法，富士施乐又表示，“如果被告（杜娟）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原告（富士施乐）没有异议。”然而在判决书中，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依然将其认定为买卖合同。

昨日（4月7日），富士施乐中国公司新闻发言人梁女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官司正在审理过程中，公司方面暂不发表任何意见。

格式合同涉嫌霸王条款？

而《按张收费销售合同》内的另一项条款，也格外引人关注。该条款指出，“客户在此承诺，如其未经富士施乐同意而提前终止执行本合同，客户应承担整个合同期内本应支付的所有‘每期基本支付额’的余额的总和。”

根据判决书显示，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由此认为，“买方应当支付每期基本支付额是毋庸置疑的”，并据此判决，被告杜娟等人偿付富士施乐公司基本支付额296万元。

“由于质量纠纷，当初仅仅拖延支付了3个月的费用，涉及的金额只有20余万，判决却要我赔出并未实际履约的40个月的支付额！”杜娟无法接受这一判决，她认为富士施乐在格式合同中设置对客户极为不利的内容，这明显有失公平。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这些年来，富士施乐与客户间的经济纠纷很多，但都以胜诉告终。而在杜娟案的同时，仍有其他图文老板与富士施乐正在进行诉讼。

作为一位数码打印的业内资深人士，曾担任富士施乐前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市场部经理的杨伟光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了富士施乐公司的一些内幕。杨伟光介绍，由于当时中国数码打印市场不成熟，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导致客户使用富士施乐公司产品必须依靠该公司的维修，这种极高的市场垄断造成富士施乐公司内部的腐败和管理不善。“举例来讲，维修人员非常不负责任，他们维修时可以随意拆换零件，然后将客户机器的新零件再转卖出去；或者故意留有隐患，从而在竞争对手处获得好处。”

北京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亚洲对此表示，原告制订了这样一份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并被媒体多次曝光的格式合同，其原因和动机不免令人生疑，法院有能力也有义务查明真相并依法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