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认为医院1986年对自己的病患误诊，导致自己残疾。为此，洪先生将中日友好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日友好医院赔偿洪先生医药、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7．2万元。

1986年11月，洪先生因左侧睾丸肿大到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医院经B超检查后以左睾丸肿物、性质待查将其收住院治疗。住院后，洪先生经查体被诊断为左睾丸肿瘤可能性大。同年11月14日，医院对其进行了左睾丸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左睾丸鞘膜积液。

2006年11月，洪先生起诉至一审法院称，2006年3月复印病历后才得知中日友好医院将自己的睾鞘膜积液误诊为肿瘤，且手术未以病理为据，取向方位错误，进行高位开刀，同时切除输精管、淋巴管、精素管、动精脉血管等组织。医院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造成自己残疾。故要求医院赔偿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59万余元。

中日友好医院辩称，洪先生出院后及后续复查期间已经知道侵权事实发生，其起诉距手术已近20年，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若判决赔偿的话，应根据鉴定报告确定的过错程度、伤残等级确定赔偿数额。

一审中，经中日友好医院申请，法院委托相关部门就该病例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认为，洪先生患病表现特殊，基于临床、辅助检查等情况，医院手术前考虑睾丸肿瘤可能性大，在诊断方面存在合理性；从手术记录情况看，无论是手术方式的选择还是手术过程，均反映出医院贯彻的是睾丸肿瘤的诊断和睾丸切除的治疗思路，说明医院在治疗方式的选择上不够缜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有可能保留患者睾丸的机会。此后，医院对洪先生继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无明显过错。中日友好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不当，该不当与洪先生的不良后果有一定因果关系。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中日友好医院不服，上诉到二中院。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中日友好医院未提供其在洪先生起诉前1年已将洪先生的实际病情向其披露的证据，洪先生复印病历后才意识到权利可能被侵害，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时效期间。根据鉴定意见可以确认，中日友好医院在对洪先生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不当，与洪先生的不良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中日友好医院对由此给洪先生造成的合理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洪先生有权要求中日友好医院赔偿其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复印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各项经济损失的确定，应以洪先生实际发生数额为准，且应由中日友好医院按其过错参与度进行赔偿。

男子治肾病被误摘肾脏医院赔偿9万余元

袁先生在实施肾囊肿手术中却被摘了肾，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他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告上法庭。记者日前获悉，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维持原判，袁先生获赔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等共计9．3万余元。

2009年11月12日，袁先生因心悸10余年，加重2年入住被告医院治疗。经相关检查后，医院认为袁先生不适合手术搭桥，后袁先生转入泌尿外科。当月24日，医院对袁先生行腹腔镜下肾囊肿去顶减压术，术中因出血难以控制，在术中行患肾切除术。2010年5月14日，袁先生出院。

2010年1月，袁先生诉至一审法院称，医院医务人员严重违反医疗操作规程，敷衍了事，其过错行为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故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4．9万余元。

医院答辩说，考虑袁先生患银屑病，造成双下肢静脉条件较差，不宜行外科手术治疗冠心病，遂将其转入泌尿外科治疗肾囊肿。手术中，医务人员发现患者囊腔内囊壁菲薄，有血渗出且采用血管缝扎等均止血无效，考虑其患有严重冠心病、延长手术时间风险过大、患者对侧肾功能正常，后经患方签字同意后行患肾切除术。病理结果确诊为肾错构瘤完全囊性变。

医院认为，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符合出院条件，但患者拒绝出院。此外，肾错构瘤完全囊性变为极罕见病例，术前无法明确诊断，均为术后病理证实。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没有违反医学诊疗常规，且手术治疗成功，袁先生没有因医疗行为造成任何损害后果，其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中，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医院在对袁先生诊疗过程中存在准备不充分，风险评估不足，导致手术中操作不当等过错并与袁先生左肾被切除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应根据其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袁先生上诉到市二中院。市二中院认为，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在对袁先生的诊疗过程中，由于准备不充分，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不当，致使袁先生左肾被切除，医方的责任程度考虑为D级（理论系数值50％）；袁先生的伤残程度属七级（伤残率40％）。医院应按照上述责任比例及袁先生的伤残等级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一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