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短期有期徒刑；

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暂不执行所判刑罚也不致再危害社会；

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

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

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一、缓刑的考验义务

刑法第73条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按照判决确定之日起算缓刑考验期的原因如下：

1、从判决书的本身来看，判决书一经宣判，判决的内容非经法定程序（二审程序）就不能更改，即使是判决书判词写误或口头宣判时口误，都是不能再擅自更改。从这点上讲，一审宣判之日，缓刑的判决就已确定。并且从1999年刑事法律文书改革后，法律文书样式中要求将缓刑考验期的起止时间写入判决书。如果将缓刑考验期从生效之日起计算，由于判决生效时间的不确定性，无法在判决书中明确缓刑考验期限的起止时间。相反，宣判时间是确定，将缓刑考验期限从宣判之日起计算，可以在判决书中明确缓刑考验期限的起止时间，体现判决书的严肃性。

2、从刑法条文来看，确定之日不应是生效之日。我国刑法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都明确规定为从判决执行之日计算，而对缓刑考验期限，却规定为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可见在立法上执行之日与确定之日是不同的时间概念。由于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因此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又可称为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那么，判决确定之日不是指生效之日。

3、从缓刑考验期限的性质上看，确定之日不是生效之日。缓刑考验期限是指被告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有法定情形出现就会被人民法院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期间。缓刑考验期限主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来确定，缓刑考验期过长，会影响其改造的积极性，而过短，又难以发挥缓刑考验期限对被告人的考察作用。一般来讲，犯罪情节越重，缓刑考验期越长。人民法院对某个被告人宣告缓刑，是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来决定的，一旦宣判，就应起算其缓刑考验期。如果从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会使缓刑考验期限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判决生效之日不确定），从而变相延长了缓刑考验期限，甚至出现犯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变得比犯罪情节较重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更长，这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4、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将出现法律漏洞，即在被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以前被告人有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却面临缺乏撤销缓刑的法律依据。

二、缓刑的适用范围

缓刑适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时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到中期的情况下，若其中一罪有判处缓刑的量刑，应附加吸收原则，使缓刑不再执行），中期和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累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通常称为“死缓”，是收监，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