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地拆迁领域，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公共财产的监护者。被拆迁人提供虚假的资料骗取拆迁补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动配合，其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单纯的公共财物所有权，其构成的是单纯的财产性诈骗犯罪。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负有公共财产的守护义务，该守护责任决定了其必须阻止该诈骗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不但不忠实履职，而且有意识地配合被拆迁人的诈骗行为的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拆迁活动中的特定角色，使得他的介入行为是对其保证人身份的一种直接背叛，从而导致整个案件的法益侵害性质得以提升，进而案件的性质因此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从法益侵害的角度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介入，受侵害的就不仅仅是财产所有权，而且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加重了法益侵害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工作人员地位通过其法律上的义务得以凸显，决定了整个案件的带有财产性职务犯罪的贪污性质。稍有争议的是，构成贪污罪，行为人主观上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一些内外勾结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获得补偿款，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贪污目的如何体现与认定？这一疑问显然不能成为构成贪污罪的学理障碍。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专指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而是指包括本人占有、第三人占有或本人和第三人共同占有。由此，无论从行为本质（职务的滥用）还是法益侵害的性质（公共财物被非法占有和职责的背叛）来看，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提供帮助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特征。实际上，从刑法规定的体系性和协调性的角度分析，也将此种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理论上一般认为，此规定乃是注意规定，即使没有此处“以共犯论处”的注意规定，对于为金融诈骗的行为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也应当认定为金融诈骗罪的共犯。而为被拆迁人的诈骗行为故意提供帮助的行为，与上述提示性规定中的情况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基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共财物守护人的地位，上述行为犹如一个金库的保管员与他人内外勾结，保管员晚上故意不上锁，由外部人员人库盗窃一样，本质上属于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行为。所以，将此种行为认定为贪污罪，不但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体现了刑法体系性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说到底，立法上的“伙同”也好，司法解释中的“勾结”也罢，都是建立在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有共同的故意，且都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由此，整个案件的性质也就应该被认定为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