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53条的规定，取保候审既可以采用提供保证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进行。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采用后一种保证方式的案件数量在逐步增加，保证金担保将渐趋成为一种主要的保证方式。科学合理地确定保证金的数额，不仅关系到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功效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正是基于此，六机关《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指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保证的，由决定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5条也指出：“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44条规定：“采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数额，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千元以上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起诉指控犯罪的性质、情节、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决定应当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上述关于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应如何确定的规定繁多，仍然没能有效根治司法实践中保证金收取颇为混乱的状况。其突出表现就是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存在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由此造成了所确定的保证金数额在不同地区、不同司法机关、不同案件、不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间仍然严重地不平衡，少则一、二千元，多则三、五万元，甚至达到数十万元之巨，司法工作所要求的公平性、规范性、统一性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上述诸项《规定》、《规则》、《解释》的相关内容存在“瑕疵”，主要有：第一，在确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时，要求综合考虑的因素过多，不仅包括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涉嫌犯罪数额等“案内因素”，而且包括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等“案外因素”。事实上，要考虑的因素越多，就越容易产生随心所欲的情况。第二，取保候审保证金的上下限不甚明确，诸项规定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则》中规定了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最低限额为1000元，其它各项《规定》、《解释》中既没有规定保证金的最低限额，也没有规定保证金的最高限额。第三，刑事案件的具体案情尽管千差万别，但在程度上毕竟可以划分成轻重不同的一些类别，与此相适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时，确定的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亦应具有一定的幅度界限，但上述诸项《规定》、《规则》、《解释》均付之阙如。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亟待对其加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