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根据长住的城市，以及长住地文化同化，为新时代对“家”文化的认同。

比如，你一直在广州生活，接受了当地文化，那么即便你在未来离开了广州，你的内心自然已经认同为是“广州人”。

古代门第籍贯说，及早年的爷辈祖地说，也可以纳入描述自己是哪里人的范畴，总而言之，哪里人这个东西，依然非常依靠文化认同。

另外，有一些聚合群体，比如“客家人”，其构成是各地汉人为主，文化把他们绑在了一起，相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凝聚成了新文化群体“客家人”。

还有血缘说，但没什么用，通常只用来概括大区域人种，在文化认同基础上这个也是认祖归宗的工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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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现行的规定，籍贯一般要根据自己出生的时候祖父的住地，如果祖父已经不在了，也是祖父生前的住地，把这个作为籍贯，虽然我自己是出生在当时浙江省的吴兴县，就是今天湖州，但是我的父亲是出生在浙江绍兴，也就是说我已经去世的祖父，他的住地是在浙江绍兴，那么这就是我的籍贯。但最开始有籍贯的时候是指户籍登记的地方，“籍”就是户籍。

秦始皇统一以后在全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所以每一个百姓都必须在住地登记户籍，在户籍册上面登记。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汉时候的实物，比如在济源出土的汉朝的木简上面，有的就很明白的写着某某人、某郡、某县、某里、几岁、身高几尺几寸、相貌特征，这个就是当时户籍上的内容。

户籍还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身份要登记在不同的户籍上面，比如当官的人有官籍、商人有商籍，当时还规定商人本人登记商籍，连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是要登记在商籍上面，这个身份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如果你这个离开了住地没有办手续，那么这就叫脱籍。如果你到了外面合法的登记，可以把户籍寄在这里，这叫寄籍。流亡、逃亡或者天灾人祸中间迁移了，等到秩序恢复以后必须重新落籍，这样才能成为合法的居民，或者到原籍重新登记，或者在居住的地方登记，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登记的，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在正常情况下面，古代的极大多数人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他的居住地，因为在农业社会一般情况下面人口迁移是很少的，再加上安土重迁的观念、宗族观念，所以一般情况今天我们讲的籍贯，也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居住地。

但是也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流动人口，当官的到首都或者其他地方当官，比如经商的、行医的，像这些少数人会离开自己的户籍登记地，但是他们的户籍基本上还是保留在原地的，也不是随便到外地就可以登记户口的。

像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汉朝的首都长安是不许迁入户口的，即使在长安当官，要是没有在长安落户的话，退休以后或者被免官以后就得回到原籍，他们在长安出生的子女也必须跟着家长到原籍去登记户籍，尽管他们出生地在长安，甚至有的（人）根本没有到过家乡，但是还不能够在长安落户的。

边疆地区也是这样严格控制的，那些到那里服役的或者派驻在那里的将士，一般服役期满也还是要回到家乡，所以他们的户籍上面登记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居延当时已经是西北的边疆地区了，那么来服役的人上面登记的都还是家乡的郡、县、里。

到了曹魏的时候实行九品中正制，派出专门的人员叫做“中正”，就是不同等级的中正由他们来选拔评荐人物，这些选拔对象（被）评成九品，根据什么标准呢？两个部分，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家世、家庭出身；第二部分是行状，就是表现。主要是前面部分，所以这样就把不同的家庭、家族，按照他们的地位、声望、影响把他分成不同的品，在这个基础上再来选，根据他的表现，再根据总的给他一个评价，评定一个等级。根据这个等第，以后由官方来任命或者提拔。

官员与中正九品对应的关系

由于家世部分占了主要的地位，所以中正评品的结果就慢慢区别出一些高门以及寒门，所以以后选拔人才、提升官员主要就在高门中间，寒门往往是没有机会，门第高的就出高官，有的人生下来就有地位，而寒门的人即使表现优秀很突出，但是始终进不了高层。

门第当然跟他的姓氏有关，姓王的、姓张的，但是这样的姓氏很普遍的，所以为了分清楚是哪里的家族、哪里的门第，必定要跟他的籍贯联系在一起，所以高门不是说姓张姓王的或者某某人，因为这样的家族本身都是绵延世袭，所以应该是某某地的什么家。比如说太原的王氏、琅琊的王氏这些都是高门，比如说陈郡的谢氏，像北方有旬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高门。这些高门长盛不衰，而寒门要想改变成为高门就非常困难。

在高门里面有一些门第简直是高不可攀，比如同样是王氏，我们知道琅琊的王氏出了好多人，像当年辅佐东晋建国的王导，甚至有这样的说法，“王与马共天下”，就是王导的王家跟东晋皇帝司马睿的司马家。

但是太原的王氏一般认为门第更高，到了南朝刘宋初年，太原王氏的王愉，因为得罪了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最后被刘裕灭门，他家里一个小孩王慧龙当时只有14岁历尽艰辛终于逃脱，辗转投奔北魏。北魏的大臣崔浩是非常重视门第的，听说王慧龙是太原的王氏，太原的王氏一般有一个特征都是大鼻子，所以他一看到王慧龙，马上肯定这真的是王家的孩子，真是贵种。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大鼻子。

因为这样讲究门第，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郡望，某一个姓氏他最高贵的门第出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李氏，唐朝皇帝是陇西人，陇西李氏，陇西就成为李氏的郡望，就是李氏里面最高贵的。宋朝赵匡胤，赵家是天水人，天水赵氏，天水成为赵氏的郡望。

由于高门寒门注定了自己的命运，轻易很难改变，所以有些不是高门的人就千方百计想通过比如说伪造家谱或者想办法改变籍贯，这样来达到自己攀上高门、伪装高门的目的。因为家谱不容易篡改，你要在人家高门的家谱把你的名字写上或者要挤进去这是不容易的。

那么第一步就是改变籍贯，比如王家，我现在一下子虽然进不了门第最高的太原王氏的家谱，我先想办法把我的籍贯改成太原，以后有机会可以编造伺隙，跟你近的攀不上，攀远的也许还可以攀上，所以就采取这个办法。

所以在南朝的时候，朝廷经常专门组织人去查有关的户籍记录，叫“揭发巧伪”，就是揭发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弄虚作假主要就是首先通过改变籍贯，然后再想办法靠拢高门或者跟高门结上关系。

所以籍贯曾经在中国，从魏晋以后这一段时间里面跟门第紧密结合。

因为籍贯就是户籍登记的地方，那么户籍又是跟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可以获得的权利跟必须承担的义务要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征收赋役，有劳役制度的时候服劳役、官员家庭享受特权，都是跟户籍登记的，而且科举制度也是跟户籍和籍贯紧密的结合的。

科举是有名额的，秀才、举人这一级是把名额分到地方上的，到了进士这一级才是择优录取，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科举的名额，特别是基层的名额，还要讲究平衡，所以实际上各个省之间的差异就非常的大。比如说江苏，到明清的时候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摊给江苏的名额不可能太多，所以录取举人的指标大概每一百万人口里面，跟云南相比的话，云南是江苏的10倍，贵州是江苏的4倍，录取的标准差异就非常大。

又比如说海峡两岸，福建的漳州、泉州这一带录取的名额就比较低，但是建府不久的台湾相对来说名额就比较多，所以福建漳州、泉州有一些人迁往台湾的目的就是高考移民，到台湾录取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本来文化基础差，所以它的标准就比较低，但是名额是固定的，你过去的话同样的成绩在福建的漳州、泉州也许考不上，到台湾就有可能考上，这个还是合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走捷径、打擦边球，这个就是一种冒籍，比如清朝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他是常州人，江苏常州这个地方名额很紧，本来就是人才多、要求高。他正好有叔父在北京、天津一带经商，在那经商虽然没有正式籍贯，但他可以报商籍。就像我们现在招商引资，给有些商人、企业家就可以在本地给你报一个商籍。那么他就投奔他的叔父，因为叔父的商籍是挂在天津、北京，北方的，他就在那里去考试并且参加顺天的乡试，这样就考取了举人，接下去又考上了进士，并且最高等级的考试中间被皇帝圈定为探花，全国高考第二名。但是要是他没有这个举人的身份是不能去参加进士考试的，如果他在常州未必考得上举人，没有举人资格上一步也是没法往上去的，这打了个擦边球。还有就完全是冒充的，冒充被发现不但要撤销而且要治罪，所以有的人冒充成功以后，从此籍贯就不敢改回来了。

还有像明朝朱元璋实行卫所制度，在卫所里的籍贯登记的人，就是军籍，军人的家族后代。军籍有种种限制的，有些人为了考科举，为了做其他事，就想办法把户口挂在民籍上面冒籍，这个理论上讲查出来也是犯罪。而且为了要核对有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籍，还专门派人到南京后湖，这里储存着明朝每十年编一次的户籍，叫做黄籍，在这里面去查，作为核对。

所以籍贯看来是个简单的自己户籍所在的地方，但是由于户籍有不同的含金量，户籍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往往会选择不按照实际情况登记籍贯，这是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