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于2002年8月10日，郭子彬借给周×生、周×财兄弟现金135万元。可快两年过去，虽无数次催讨，但周氏兄弟次次承诺还钱次次放空炮。郭子彬还欠别人30多万元，讨债的天天上门。今年6月17日，他将唯一的房子作抵押从银行贷出15万元，10万元还给别人，留下5万用于讨债。他说，有职业讨债人上门招揽生意，表示不惜一切手段帮他讨债，事成后按讨回款项的20%作为报酬。他左右为难，对付老赖，到底是该到法院起诉，还是该请职业讨债人摆平呢?

民间讨债其实由来已久，要说中国民间讨债第一人，当属山东淄博市民李秋忠。当年李秋忠创办万帮讨债公司，到全国各地帮人讨债。平日，他们身着讨债服，骑摩托车，车前小红旗上印着万帮讨债和电话传呼。他们采取软磨硬泡派人盯梢、敲锣打鼓哭爹喊娘、赖着不走让你出丑等手段，以赖治赖，帮人讨回了很多陈年旧债，轰动一时。此后，全国各地冒出不少讨债组织，有人甚至呼吁建立全国性讨债联盟。

由于先期讨债公司恐吓、绑架、扣押人质、扰乱秩序等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0年6月15日，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文，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非法的民间讨债。

一时间，各地讨债公司树倒猢狲散，民间讨债也转入半地下状态，讨债公司开始演变成个体行动的职业讨债人。

民间讨债屡禁不止，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法律的尴尬。有些企业债权人就曾表示，走司法程序太繁琐，要支付不菲的诉讼费用，还要承担败诉风险，尤其是执行难的现状，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可见，执行难的确给民间讨债提供了生存空间。有数据表明：在我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从而实现债权的案件还不到总数的30%!

武汉市委党校法学部涂克明教授认为，虽然《刑法》中有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罪，但遗憾的是，受该罪名指控的债务人少而又少，无怪乎一些老赖有恃无恐。当国家机关不能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退而寻求秩序外的自力救济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此外，讨债的高额利润也是导致民间讨债久禁不止的原因。据悉，职业讨债人一般视债务难易程度，按实际讨回款项的10%—30%作为标准取酬。

民间讨债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打了法律的擦边球，其盛行是否会造成某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界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包括他的委托人)向债务人追债是一项正当权利。职业讨债人为委托人追债，从法律上讲，属民事代理行为，单纯从行为性质看不存在违法之处。老赖横行，本身存在扰乱社会治安的隐患，职业讨债人的出现，意味着在法院执行措施之外，还可用民间执行措施补充，有其积极意义。

一些企业界人士也认为，职业讨债人采取纠缠不休等手段追债，虽然办法土了点，但能解决根本问题，把钱要回来，只要不用旁门左道，还是不要一棒打死!

广州市公安局警察胡冰却认为，有些职业讨债人宣称能让那些法院都难以执行的老赖乖乖还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暴力、胁迫、色情、地下交易等非正当手段的帮助，何以能啃下硬骨头?

广州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律师认为，虽然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民间讨债从法律程序、操作方式上看似合法，但改变不了有偿法律服务的性质。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法院态度似乎比较鲜明。有讨债大王之称的四川人杨力就曾被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司法拘留15天。法院解释原因除了他在法院大吵大闹外，就是他的所谓追债行动，带有黑社会性质，已构成干扰法院执行。广州某法院执行庭长就认为，对于法院正在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只能委托合法的代理人协助法院执行，职业讨债人撇开法院自行其事，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属干扰法院执行。

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能加大对老赖的打击力度，如规定欠账不还，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在一定情况下(如有钱不还)还构成拒不履行债务罪，老赖就不会太猖獗，民间讨债也会失去部分生意来源。还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应尽快破解执行难题，尽可能恢复债权人对通过司法途径追讨债务的信心，消灭民间讨债的生存土壤。

更多的人则表示，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并非水火不容，可互相借鉴，在现时公民信用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让它们从地下走向地上，在法律上规范，在行业上自律，做到有法可依。民间讨债与国家执法机关优势互补，使之成为私权保护的又一屏障。台湾、香港已有成功先例，依法成立的财信公司拥有合法执行债务催收的权力，法律对催讨方式有规定，并有严格的监管措施，从业人员，法律规定需经专业培训才能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