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的区分如下：

第一，成立的要件不同。诺成合同仅以合意为成立要件，而实践合同以合意和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为成立要件。

第二，当事人义务的确定不同。诺成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是当事人的给付义务，违反该义务便产生违约责任；而在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不是当事人的给付义务，只是先合同义务，违反它不产生违约责任，但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区分理论的历史演变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起源于古罗马。在古罗马社会初期，商品交换不发达，且多局限于部落内部进行。对这种偶然进行的交换，交换双方当事人投入了充分的关注，采取了类似敬神般的特定仪式以期交换顺利进行，而最终实现交换的目的。法律也侧重于对形式的保护，规定契约必须经过特定的形式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即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最初的契约形式分为两种：曼兮帕蓄方式与耐克逊方式。随着契约理论的发展，这两种形式逐渐为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及诺成契约的分类所取代。要物契约出现于共和国末年，是通过物的交换而缔结的契约，包括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寄存和质押四种类型。这四种合同都是无偿的，即当事人缔结契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关系（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和寄存的缔结是基于相互信赖的关系）或为了特定的目的（质押是依附于借贷合同的，是以保证借款的归还为目的）。这种无偿性要求法律基于公平的考虑给予一方当事人以特殊的保护。要物契约的出现是法律第一次把道德上的考虑作为契约观念的一个重大革新。诺成契约的出现晚于要物契约，是指通过合意而形成无须任何手续的契约。在它诞生之初，仅适用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但它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开创了契约法的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的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

罗马法对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但《法国民法典》对实践合同的规定与罗马法有所不同，是将交付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且《法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一种实践合同，即本义上的寄托。（所谓本义上的寄托是指当事人一方接受他方动产进行无偿保管，并负责返还原物行为。类似于古罗马时的寄托与中国的保管合同。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中的借贷合同也是实践合同，对此笔者持相反意见，因为，《法国民法典》中并未明确规定借贷合同必须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法国民法典》将实践合同的范围缩小，仅限于寄托合同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后诞生的《法国民法典》以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其指导思想，认为：合同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国家不应对合同成立或生效设置过多的障碍。这种理论为一百年以后的《德国民法典》所采纳，以崇尚抽象概念而闻名于世的《德国民法典》却彻底的抛弃了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而代之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的规定。5其实，抛弃区分理论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而传统的实践合同赖以存在的特定关系或特定目的已经日益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专业化运作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八十三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八十四条以通知方式作出的承诺，生效的时间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