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刘锦霞将“公务员因拆迁打人”的事情发到了网上，崇安区发改局的同志们都看到了这则帖子，“只能让他们说，我们也没法跟帖。因为跟帖辩解也只能讨骂。”石小平说。

尴尬来源于不恰当的身份。无锡一位匿名律师表示，尽管拆迁决定通常由政府作出，但是具体的拆迁行为属于民事行为，拆迁应由拆迁公司负责，即使拆迁办也仅仅负责协调，更不用说发改局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部门了。从客观上来说，公务员参与拆迁不仅不符合政策，而且极容易激化普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其实类似的事情自2004年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后就一直屡有发生，但这明显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

发改局的多位工作人员昨日说，他们是接到区里的指令后方才参与拆迁工作的，而且他们是以介绍拆迁政策为主，不介入具体的拆迁补偿签字过程。很多时候，他们要利用休息的时间来与拆迁户谈判，更多时候是在夜里进行。

这正是刘锦霞感觉特别恼怒的事情，因为她觉得政府的这些公务员是在干一些与他们身份并不符合的事情。“要么双休日来，要么晚上来，来了就不肯走，就是要逼你签字。这些事应该是他们干的吗？难道现在的公务员除了拆迁就没事情干了吗？”刘锦霞说。

工伤认定的尴尬：过劳死

中国人一向自称推崇那些吃苦耐劳，工作十分拼命，甚至是带病上阵的人，因此出现不少操劳过度死亡的官员和劳动者。面对如此拼命勤劳而过劳死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依法申请工伤保护呢？

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新宇2005年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他的日常作息习惯从此改变：晚上10时，坐上公司班车，颠簸到家已过11时，第二天早上7时准时起床上班。2006年4月初开始，胡新宇所在的部门开始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内容被严格保密。这个项目开始后，胡新宇开始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第二天依然按正常时间上班。4月28日，胡新宇身体开始极度不适，他请了假去医院就诊，5月28日晚，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

律师点评：

胡新宇事件凸显我国过劳死立法之不足。过劳死往往具备工伤认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该将其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对此，劳动合同法试图围绕着书面合同从三个方面来加强加班管理。首先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其次，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围绕着书面来进行，将劳动定额纳入规章制度、将工时休假纳入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或违章指挥，劳动者有权离职。最后，重申要加强监察的力度。然而，这三方面的措施似乎依然难以防范自愿加班。胡新宇既没有被强迫也很难说是法律意义上的变相强迫；当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围绕着书面来进行时，更让自愿加班如鱼得水。为什么人们只将书面合同视为合同，通过双方实际履行的现实关系其实也体现了一种合意，也是合同内容，无论是用自愿还是非自愿形式形成。这是一种以默示条款或事实行为形成的合同关系。法律只有关注这种默示条款或事实行为并对其加以规范，才可能治理因自愿加班而产生的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