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用领域的扩展

我国对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意思自治原则上升到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总则部分作出了宣示性的规定，并扩大到诸多非合同领域：另一方面，是放松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条件，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上拒绝了实质性联系标准，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截止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上采取了“明示”的方式。而对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主要是基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和“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另外，对某些涉及我国重要经济利益的合同采取直接适用我国法律的规定，从而间接排除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可能性。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扩展到代理、仲裁协议、信托、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离婚、动产物权、运输中动产物权、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知识产权侵权等领域。

我国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不仅在适用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在适用条件上也采取了放松的做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对意思自治原则只作出了宣示性规定，即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而对于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条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二、运用的限制

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运用的限制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而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也就是说，当事人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运用意思自治原则的领域选择法律，其他领域一概不能选择。第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所作出的限制，即不能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或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此外，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还主要体现在直接适用的法、政策导向和保护弱者权益原则三个方面。

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包括了扩张性的一面以及限制性的一面，这样的适用是理性的适用。可以说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是比较符合我国现状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