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法律历史背景

早在西周时期的法律就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历经各朝代到民国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减律就规定：“年60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即犯罪人60岁以上，若犯轻罪，可以据情宽容；若犯重罪，则可按理论减。又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其形。”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颁布的的一些刑事法律中，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内容，在抗战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9条规定：犯该条例第2款各项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可以减刑。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现金诸多国家的法律对老年人犯罪均做相应从宽处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也有对高龄老人犯罪后酌情从宽处罚的判例。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将不断增加。因此，一部管理社会健康完备的刑事法律确实有必要建立有关老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设置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原则，并明确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二、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修正案(八)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对于上诉规定，《宽严相济意见》第21条作了规定，即“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司法先行，该意见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酌情从宽处罚。是通过司法能动性来推动社会和谐的积极举措。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为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其法律依据是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所以这次入法没有悬念，但是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有的提出70周岁，有的提出80周岁。最终立法机关确定为75周岁，这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意见，也考虑了老年人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及社会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任何脱离国情的法律都是缺乏根植于社会基础的，法律既以颁布，再来探讨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已无济于事。此外，从宽处理的迟度。立法征求意见时，又提出一律从宽处理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秩序，也有提出老年人虽身体衰弱，但社会阅历多、生活经验丰富，更应遵纪守法，一律从宽不妥。最终立法从犯罪主观方面来区分，即故意犯罪“可以”；过失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当根据修正后刑法第62条和63条执行。立法的这一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是否一律从宽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已满75周岁，应该理解为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这里的“周岁”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周岁做相同理解，即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以周岁生日的次日算起。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已满75周岁，必须查证清楚，不然对行为人不能适用《刑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

三、关于老年人犯罪“免死”的规定。

有人提出，对于已满75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对判处刑罚个罪情况的考虑。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老年人体力、智力、精神状态良好，又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如不适用死刑，难以平息社会矛盾。故而，立法机关综合考虑后规定，在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之后，增加了“但书”条款，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但书”指的故意犯罪自不待言，一般可指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如以肢解、残酷折磨、毁人容貌等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

修正案关于已满75周岁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新增加的内容，从此翻开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规定新的一页，使得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与未成年人以及怀孕妇女一样受到“法律开恩”，彰显了社会和法律的文明。其实，我国历史上如同规定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样，也有一定年龄以上可不负刑事责任豁免死罪的规定。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0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外，国际公约倡导和要求成员国应该在刑法中规定可以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的最高年龄，超过这一年龄不得判处或执行死刑。有的国家和地区已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司法实务中也很少有75周岁以上的犯罪人被判处死刑。所以，这一规定意义非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假如老人持刀斗殴，会根据犯罪后果的轻重程度，对老年人从宽处罚。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免死”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尊老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