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姓名承担了代表群体或者个体、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关系、弥补命运缺憾、指代特殊事物、体现社会评价、凝聚文明精华等社会功能。而姓名代表群体或者个体、表明等级身份、指代特殊事物和体现社会评价的功能具有法律层面上的意义。事实上，姓名权的人格权本质说是以近代法典化时代为背景进行论述的。而姓名在法典化前的等级社会中表征了一定的身份关系，也正是姓名表明等级身份的功能的功能决定了姓名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姓名权在历史上的确曾经以身份权的形态存在过。

首先，姓名中的姓表征了一定的身份关系。

姓一般是世代相袭的，因此它发挥的最主要功能是血缘区分，即群体区分。在某些条件下，姓还可以发挥个体区分和身份区分的作用。因为在等级社会中姓本身就意味着高低贵贱。从微观上讲，家长权、夫权、亲属权等都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姓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莫迭尔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权为亲属权(即身份权)的观点。他们认为姓名权的发生多源于亲属关系，所以姓名权为亲属权的一部分。该观点从姓的角度论证了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

其次，姓名中的名表征了更具体的身份关系。

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征身份关系的强弱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宗法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名表征身份关系的功能体现得更充分。在宋代，行辈字号是行辈命名法的具体表现。使用行辈字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标志出宗族中每一个男性成员的世代位置(有时也包括女性)，以及同一代成员之间的长幼顺序排列关系。该命名法由两种起源不同的称呼命名方法结合而成。一个是排行，一个是辈份。前者起源于民间将家族中的同辈兄弟，按其出生先后，依次排列为一、二(老大、老二)的习惯，用来表示同一世代的长幼顺序;后者起源于以一个相同的文字作为宗族内部同辈之名的一部分，因而祖父世代、父世代、兄弟世代和子世代等不同辈就由不同的字号来表示的命名法，用来标明相同世代的尊卑等级。宋代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纳入族谱中，发展成一种广泛流行的行辈制度。行辈字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国古代一般通过世代排名制来判断一个人的辈份。(当然，连名制也是与其相似的一种姓名制度。)所谓世代排名制，即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或者偏旁取名，不同辈份使用不同的字或者偏旁，世次整肃，秩序井然，绵延不绝。如孔子家族从第56代开始使用50个字来排列世代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这种世代排名制，同宗同辈的人不仅每代有一相同的字按序排名，甚至人名中除此之外的另一字也有以偏旁取名者。如黎龙钺、黎龙银、黎龙镜、黎龙铤，其中龙为辈字，另外一字均用金旁。其二，在中国古代一般通过族谱记载的出生顺序记录同辈人的排行。如清光绪17年浙江诸暨《暨阳大成徐氏宗谱》卷三《徐鲁川鸿二百八十四公传》记录到：徐君讳宗岱，号鲁川，以步青名入国学生，行鸿二百八十四。行鸿二百八十四表明徐宗岱在鸿字辈的出生顺序是284号。无独有偶，非洲的苏丹多贡人也有与世代排名制类似的姓名制度，他们的名字也要反映不同人的性别、家系、出生顺序、所属的兄弟姐妹集团等身份关系。

可见，我们可以通过行辈字号等姓名制度轻易地判断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双亲、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会认知因素，从而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有着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都是什么。因此，姓名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可以成为身份关系的制度抽象，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意味着身份关系上的具体权利义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