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行刑事法律在刑事申诉方面存在缺陷，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

纵观刑事申诉立法现状，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依据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的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条规定对被害人从被告人处获得物质损失赔偿的权利作了保障，但这种保障却极其有限。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被害人提出的物质损害赔偿请求，虽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由于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使得法院的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申诉人通过其它途径又难以得到救济，导致刑事申诉的产生。

(二)部分办案人员急功近利，重实体轻程序，执法责任心不够

一方面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对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执法氛围、执法效率有了较高要求。案件当事人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和诉讼过程中的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各级执法机关或多或少都有办案率、破案率、结案率等目标任务，使得一些执法机关片面强调办案数量、而忽视案件质量。导致办案过程中，部分侦查人员只注重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收集、审查，弱化了办案程序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所以，当案件当事人的维权要求与办案人员的急于破案思想相碰撞时，往往会导致办案人员诱供、骗供、粗暴取证等行为的发生，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引发当事人的刑事申诉、赔偿要求，震惊全国的佘*林案、赵*海案等均源于此。

(三)部分申诉人法律知识不成熟、认识片面

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人们知道法律不只是惩罚犯罪，更是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合理选择。但部分申诉人的法律知识并不成熟，他们对法院的裁判、侦查机关采取的措施往往用自己的观点来衡量。不管大事小事、有罪无罪，只要法院裁判、侦查措施不尽其意，他们就片面的认为不公平，将过错归责于司法机关，提出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