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共犯的处罚根据与共犯与身份的处理

关于共犯与身份的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时，应如何处理；二是当身份成为刑罚的加重或减轻的条件时，对非身份者应如何科处刑罚。［66］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非身份者加功于（即教唆、帮助）真正身份犯时，非身份者能否构成只有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的共犯（即教唆犯、帮助犯）例如，非公务员教唆公务员收受贿赂的，非公务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教唆犯二是，真正身份犯加功于非身份者实施只有真正身份犯才符合正犯主体要件的犯罪时，双方如何定罪处罚例如，公务员教唆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妻子收受贿赂的，双方是作为教唆犯、帮助犯，还是作为正犯、帮助犯，或者间接正犯、帮助犯，抑或作无罪处理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既包括定罪的问题也包括科刑的问题，因为定罪是科刑的前提。例如，律师教唆他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对律师是定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还是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反过来，一般人教唆律师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一般人是构成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还是构成第307条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

共犯与身份的问题，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有明文规定。例如，日本刑法第65条第1项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第2项规定：因身份而特别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时，对于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判处通常的刑罚。［67］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第2款规定：法定刑因行为人的特定的个人特征而加重、减轻或排除的，其规定只适用于具有此等特征的行为人（正犯或共犯）。［68］

尽管德、日等国刑法典中有共犯与身份的规定，但在理论上争论十分激烈，以至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共犯与身份的规定，理论的探讨基本局限于对于双方均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如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人员共同贪污、受贿如何定罪处罚之类的问题。对于身份相关的违法与责任问题涉足的还不多。对于非公务员加功于公务员贪污、受贿的，非公务员能否以贪污、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尽管有个别学者持否定观点，但多数说认为以贪污、受贿罪的共犯处理不存在疑问。否定说认为，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构成受贿的共同犯罪。笔者在咀嚼了很多肯定说的理论之后，总觉得这些观点和理由是多么的似曾相识，它们跟原先阐述类推制度的理由几乎是一脉相承。［69］在否定说看来，由于现行刑法缺乏共犯与身份的明文规定，肯定论的主张属于已经寿终正寝的类推制度的不散的阴魂。或者直白地说，平时不享有国家干部待遇的平头百姓即使教唆、帮助了国家干部贪污、受贿的，也不能因此享受国家干部待遇而成为贪污、受贿罪的共犯。肯定说反驳认为，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只是重申了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或者说只是将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具体化于贪污罪的规定中，而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只能视为注意规定。最后，如果将刑法第382条第3款理解为法定拟制，那么，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除贪污罪之外，一概不成立共犯；这样，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几近一纸废文，总则也不能起到指导分则的作用。

《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第二十八条，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