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的重要条件

要约通常都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一项要约要发生法律效力，则必须具有特定的有效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要约在法律上不能成立，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要约的主要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要约必须是特定人的意思表示

要约的提出旨在与他人订立合同，并唤起相对人的承诺，所以要约人必须是订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例如对订立买卖合同来说，他既可以是买受人也可以是出卖人，但必须是准备订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或者是订约当事人的代理人。如果是代理人，需要有本人的授权。任何人在没有经过他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代替他人发出要约，对他人不能发生拘束力。需要指出的是，准备订立合同的人并不是合同当事人，因为合同毕竟在要约阶段还没有订立。

要约人是否应当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则涉及到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的确定总是。我国法律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要约人欲以订立某种合同为目的而发出某项要约，应当具有订立该合同的行为能力，这样才能使其要约产生效力。

第二，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

要约人发出要约的目的在于订立合同，而这种订约的意图一定要由要约人通过其发出的要约充分表达出来，才能在受要约人承诺的情况下产生合同。如何判定要约人所发出的要约具有订约意图并且成一项有效的要约呢？这就要根据要约所实际使用的语言、文字及其他情况来确定要约人是否已经决定订立合同。决定订约意味着要约人并不是打算“准备”和“正在考虑”订约，而是已经决定订约。例如甲对乙声称“我正在考虑卖掉家中祖传的一套家俱，价值10万元”，显然甲并没有决定订立合同，但是如甲向乙提出“我愿意卖掉家中祖传的一套家俱，价值10万元”，则表明甲已经决定订立合同。再如一方向另一方传达了有关商业上的信息，或者发布了有关的价目表或商品目录或销售广告，但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要与对方订约，那么就不是要约。正是因为要约应该具有订立合同的目的，所以“要约不包括要约邀请或仅是初步蹉商的行为，或很显然是开玩笑的行为，或并无产生当律关系的目的行为。”

由于要约具有订约的意图，因此一经承诺就可以产生合同，只要要约人表明了订约的意图，并不定要表明要约已经承诺即拘束的意旨。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约的要件应当包括要约必须表明一经诺即受拘束的意旨，也就是说要约人必须向受要约人表明，该要约一旦由受要约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要约人就要受到拘束。我们认为，如果要约人表明了订约意图，已经意味着他要接受承诺的后果，未免过于苛刻。当然，如果要给人已经表明他要接受承诺的后果，就意味着要约具有明确的订约目的。

第三，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的发出

要约人向认了出要约也就是希望与谁订立合同，要约只有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才能够唤起受要约人的承诺，然而受要约人是否必须是特定人，则是一个值得探计的问题。对此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约必须向特定人发出，向不特定人发出的的建议即为要约邀请，只有向特定人发出要约，一旦受要约人发出承诺，即能够成立合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约的对象不能也也不应该只是特定的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要约内容的的复杂性和要约形式的多样性。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是要约人参与市场竞争、择优选择合作对象的一种方式。既然我们承认公不竞争的合法性，允许法律关系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合作对象进行选择，就没有理由对要约的形式、范围进行限制。

我们认为，要约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发出，特定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数个人。为什么要约的相对人原则上应当特定？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人的特定意味着要约人对谁有资格作为承诺人的问题作出了选择，也只有特定才能明确确定承诺人。从法律上看，承诺人是由要约人确定的，正如美国学者科宾所指出：“接受是受盘人的自愿行为，是他行使发盘人给予他的权利，并因此而产生称之为合同的法律关系。”一旦要约主确定了要约的相对人，这样一经过对方的承诺就不需要约人再作任何行为，合同就可以成立，反之，如果相对人不能特定，则意味着要发出提议的人并未选择真正的相对人，该提议不过是为了唤起他人发出要约，本身不是要约。如向公众发出某项提议，常常是希望公众中的某个特定人向其发出要约，另一方面，如果要约的对象不能确定时，仍可以称为要约，那么向不特定的许多人同时发出以某一特定物的出让为内容的要约是有效的，这就分造成一物数卖，影响交易安全的后果。从各国立法的经验来看，大陆法的立法在传统上要求要约的相对人必须特定；而英美法尽管认为要约的对象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人发出，“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议，仅应视为邀请作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图。”因此，如果不是向特定人发也的提议，原则上视为要约邀请。实践证明，原则上要求要约的相对人必须特定，有助于减少因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所产生的一些必要的纠纷，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要约原则上应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并不是说严格禁止要约向不特定人发出。一方面，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订约的提议具有要约的效力，如对悬赏广告可明确规定为要约，另一方面，要约人愿意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法律也是允许的。例如《联合国国际货销售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如果“提出建议的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向”，也可以使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订约提议具有要约的效力，所以要约人可以从选择订约伙伴、广泛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而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例如，向多人散发其已经起草的标准合同，或向每人提出出售某件物品。

但是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必须明确表示其作出的建议是一项要约而不是要约邀请。这里所说的“明确表示”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示，如在广告中注明“本广告构成要约”，或者注明“广告所列的各种商品将售予最先支付现金或最先开来信用证的人”等。

（2）必须明确承担向多人发出要约的责任，尤其是要约人发生要约后，必须具有向不特定的相对人作出承诺以后履行合同的能力。例如，要约中没有注是“保证现货供应，先来先买”，而要约人向多人发出出售某件物品的要约，但要约人不具有向多人出售该种产品的能力，这就会造成多个合同从一开始就不能履行，从而影响了交易的安全。所以，法律对于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的行为应有限制。如果订约的提议中已经注明是要约且能够确定是要约，那么在向数人作出承诺而要约人又无履行能力时，要约人应对其要约产生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第四，要约内容必须确定和完整

所谓要约的内容必须“确定”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而不能含糊不清，使受要约人不能理解要约人的真实含义，否则无法承诺。所谓“完整”，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具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由于要约人发出要约的目的是为了订立合同，这样要约中必须包含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如果不能包含合同的主要条款，承诺人即难以作出承诺，即使作了承诺，也会因这种合意不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使合同不能成立。我们认为合同的主要条款，当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来加以判断。合同的性质不同，它所要求的主要条款是不同的。就买卖合同来说，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4条的规定，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条款：即应当载明货物的名称，应明示或默示地规定货物的数量或规定如何确定价格的方法。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买卖合同设立的，对其他类型的合同也不完全适用。而《美国统一商法典》则采取了较为宽松和灵活的态度，根据该法每2－204条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其要约具备了货物的名称和数量，就可以视为一项有效的要约，而价格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款。总之，只有在要约的内容中包含了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则认为内容是确定和完整的，一旦对方承诺就可以使合同成立。至于主要条款以外的其他条款，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但要约人应当尽可能地在要约中写明这些条款。要约的内容越齐备和充实，则越有利于承诺人迅速作出承诺。如果缺少某些次要条款，也会使承诺人提出反要约，从而使合同不能速地成立。

第五，要约必须送到受要约人

要约只有在送达到以人以后才能为受要约人所知悉，才能对受要约人产生实际的拘束力。所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5条规定：“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这是对大陆法立法经验的总结。如果要约在发出以后，因传达要约的信件丢失或没有传过，不能认为要约已经送达。当然对话要约则不存在送达问题，只要求要约人（包括其代理）应当将要约的内容告知受要约人，使其了解其内容。而对于非对话要约，则应将要约的信件送达到能够为受要约人所能支配的地方。至于受要约人是否实际拆阅了这些信件或文件，则不必考虑。

只有具备上述五个要件，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要约，并使要约发出后产生应有的拘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