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紧急避险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根据刑法第21条第1、2款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利益的行为。法律之所以鼓励和支持公民实行紧急避险行为，是因为它虽然造成了较小的合法利益的损害，但从整体上说，它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成立紧急避险，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必须有威胁合法利益的危险发生

有威胁合法利益的危险发生，是紧急避险的前提条件。

所谓危险，是指足以对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某种紧迫事实状态。从司法实践来看，危险的主要来源有四种：

（1）自然灾害。如地震、风尘暴、山崩地陷、泥石流、海啸、火灾、水祸等等。

（2）违法犯罪行为或无责任能力人的危害社会行为。如故意实施的纵火、决水、破坏交通工具或交通设施，过失的各种重大责任事故等等。

（3）人的生理、病理原因。如饥饿疾病等。比如，为了抢救重伤员，强行拦阻过往汽车送往医院。

（4）动物的侵袭。如野兽追扑、恶犬的撕咬、毒蛇的袭击等等。

作为紧急避险前提条件的危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避险人假想的、推测的。如果实际上并不存在危险，避险人却误认为危险存在，因而实行了所谓的紧急避险的，属于假想避险。对于这种情况，应当按照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解决。如果避险人对于危险的客观不存在应当预见而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因而实行所谓紧急避险的，应当按照过失犯罪处理；如果避险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认识危险的客观不存在，应当按照意外事件处理。

(二)必须是危险正在发生

危险正在发生，是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

刑法设立紧急避险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避险人损害较小合法权益的手段，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正在发生的危险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所以，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是危险正在发生。所谓危险正在发生，是指将立即造成损害、或正在造成损害的危险已经出现而尚未结束。紧急避险只能在危险已经出现而又尚未结束这一时间条件下进行，否则就不是紧急避险。

危险的结束，是指危险已经过去，给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也无法避免和挽回，或者因为避险人的救济措施或其他主客观原因而使得危险已经消失而不复存在。如果危险已经结束，则紧急避险就不存在其时间条件，此时损害已经造成，实行所谓紧急避险已不能达到保护合法权益免受损失的目的了。

假如避险人在危险尚未出现或者危险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实施所谓避险，刑法理论上称之为避险不适时。避险不适时不是紧急避险，行为人因此而对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追究行为人相应的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

(三)必须是为了使合法利用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是紧急避险的主观条件。

根据紧急避险的主观条件，如果是为了保护某种非法利益，是不能成立紧急避险的。另外，如果在客观上实际使合法权益免受了某种危险可能带来的损害，但行为人并不是出于避险的意图，而是出于侵害的意图的，也不是紧急避险。

（四）避险的对象必须是无辜的第三者

避险的对象只能是无辜的第三者，这是紧急避险的对象条件。

紧急避险的本质特征，在于为了保全一个较大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牺牲另一个较小的合法权益的手段转嫁风险。因此，紧急避险行为针对的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危险的来源。如果行为人没有通过损害相关较小合法权益的手段，而是直接以反击手段对抗危险，那么该行为就不是紧急避险，而是抢险行为或正当防卫等行为。例如，行为人通过损害不法侵害者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来排除遭受不法侵害的危险，其行为就不是紧急避险而是正当防卫。

(五)避险行为只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

避险行为只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是紧急避险的客观限制条件。

紧急避险是为了保护更大合法权益免受危险而牺牲较小合法权益的一种权宜措施。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它保全了较大的合法权益而有益于社会，但在局部上，由于它不可避免地要给无辜的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因此，它仍具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刑法对紧急避险规定了特别的严格限制条件，即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紧急避险。所谓“不得已”，就是指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通过损害另一合法利益的手段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方法来避免更大的合法利益所面临的危险。如果当时尚有其他方法（包括正当防卫、直接排除危险等）可以避免危险造成的损害，行为人却不采取，而仍通过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的手段避险，那么其行为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六)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

对于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紧急避险的性质，这个标准应当是：避险行为所造成的合法权益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换言之，行为人出于保护一个合法权益而损害的另一合法权益，不能等于更不能大于所保护的权益。只有牺牲较小的合法权益来保护更大的合法权益，才能成立紧急避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有利于社会，才符合刑法设立紧急避险制度的宗旨。

如何权衡合法权益大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一般认为，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中生命权为最高权利；财产权利的大小可以用财产的价值大小来衡量。但是，实践中有的案件是十分复杂的。对于合法权益大小的比较，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

在把握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时，应当注意，我国刑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所谓在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的责任的人，是指在危险发生时，其依法承担的职务或所从事的业务活动本身要求他们同危险做斗争的人。如果这些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员，为了避免与自己职务、业务有关的上述种种危险，而擅离职守，逃避责任，其行为不能成立紧急避险。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一）避险过当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根据刑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避险过当，是指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行为。构成避险过当，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1．必须具备上述紧急避险的前五个条件。由于缺少该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认为是避险行为，因而也谈不到避险过当的问题。

2．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超过必要限度的避险行为，并给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3．行为人在主观上对避险过当行为具有罪过。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通常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权益可能等于或者大于所保全的权益，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是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二）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

与防卫过当一样，避险过当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没有对避险过当规定独立的法定刑。所以，在追究避险过当行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及过当行为的具体特征，按照刑法分则中的相应罪刑规范定罪量刑。

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对于避险过当行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裁量何种情况下减轻、如何减轻，在何种情况下免除处罚时，要综合考虑避险目的、所保护权益的性质、过当程度、罪过形式等诸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