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为人构成介绍贿赂罪既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撮合的是行贿、受贿行为而有意为之。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直接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的工作的秩序。

2、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介绍贿赂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问题

关于介绍贿赂罪的既遂标准，当前刑法学界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贿、受贿的双方最终建立联系为标准，而不论双方所追求的结果是否达到。只有当被介绍贿赂的受贿方或行贿方拒绝了介绍，才成立介绍贿赂罪的未遂。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贿赂的实现为标准，理由是介绍贿赂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的既遂应以行为实施完毕为标准，而介绍贿赂行为的完成当然是以贿赂的实现为结束。但在贿赂实现说中具体还有以下不同看法：（1）认为应当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标准；（2）认为应当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标准；（3）认为只要受贿人接受贿赂即可，而不必以行贿罪、受贿罪的成立为标准。

笔者认为，在建立联系说与贿赂实现说中，前者要求过于严格，在理论上将具有实质意义的撮合、转交财物等行为虚化，将刑法防线不适当地提前，在实践中容易扩大打击面，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贿赂实现说较为合理，但笔者认为，其中的三种不同看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却仍有所欠缺。介绍贿赂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介绍贿赂罪的既遂标准应当是介绍贿赂罪的表现行为——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达成约定、收受贿赂，而不应当是收受贿赂，更无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其理由在于，介绍贿赂罪有着从属性和独立性两方面特征。其从属性表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讲，介绍贿赂罪行为的既遂标准受制于受贿罪、行贿罪的既遂标准，因为它是一个中间行为，是否实现当然要看受贿、行贿是否顺利实现，是否构成介绍贿赂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贿、行贿犯罪的构成与否。但介绍贿赂罪尚具备自身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一犯罪本身的性质，是为行贿、受贿的实现穿针引线、沟通、撮合，其既遂标准不应当过于严格，因为行贿人或者受贿人本来就存在积极的犯罪意图，只是没有明确的犯罪目标或者无法接近、联络犯罪目标，介绍贿赂人给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得双方接洽、商讨，达成一致协议，要求介绍贿赂人包揽到底，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为既遂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适用这一标准将有放纵对介绍贿赂罪处罚的可能。虽然立法对受贿罪、行贿罪的立法构成要件，都有谋取利益的规定，但是受贿罪除索贿外，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行贿罪则始终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立法规定，受贿罪中受贿人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但近来已屡遭学者们质疑，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受贿方与相对人之间不法缔约的发展方向，不管是否客观上为他谋利或是许诺为他人谋利，受贿方的行为已实际改变了公众对公职行为的不信任，即危害结果已经产生，行贿人是否从中得利或可能得利，不应当由立法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我国有些学者明确主张立法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然而是否谋取利益，是受贿罪、行贿罪要考察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对合性犯罪有权钱交易的本质，才有必要考察其是否谋取利益、谋取何种利益的问题，而介绍贿赂罪的本质，是促使这种非法交易的顺利进行，而不是谋取利益与否。故此，介绍贿赂罪罪应当以行贿人、受贿人之间最终达成受贿人接受贿赂、为行贿人谋利益的约定为既遂标准。约定是指行贿人与受贿人就接受贿赂达成不法约定。只要约定形成，就应当认为是犯罪既遂。因为公务人员对收受贿赂与行贿人形成约定，其行为对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就已经构成侵害，造成公众对国家的公务行为不信任，对公务行为的廉洁性造成不良影响，因而应当认为达到了既遂标准；而收受贿赂是指接受贿赂。约定当然是在接受贿赂和职务行为之前，而接受贿赂行为无论是在职务行为之前，还是在职务行为之后，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要行为人接受了不法利益，即构成犯罪既遂。因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介绍贿赂罪对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依赖性，当受贿罪与行贿罪均不成立的情况下，一般介绍贿赂罪也不成立；当两罪中有一个成立时，如果介绍贿赂行为人主要帮助的是未成立罪的一方，一般也认定介绍贿赂罪不成立，因为在此情况下，介绍贿赂行为与未成立罪的一方的行为关系更为密切，其社会危害性更决定于未成立一方的社会危害性。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

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