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具有：中止的时间性、中止的自动性、中止的客观性和中止的有效性四个特征

(1)、中止的时间性；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犯罪还没有形成结局，既不是未遂，也不是既遂。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后也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

(2)、中止的自动性；即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犯罪意图。

(3)、中止的客观性；

(4)、中止的有效性。犯罪中止，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的犯罪结果，否则就不成立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一、中止处罚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考虑。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4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应免除其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56条规定“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

从中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显然，中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文化传统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尤其在中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的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