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自首问题，一直都存在诸多的争论，笔者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般而言，交通肇事后逃逸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情况，符合刑法中关于自首的规定，认定为自首没有什么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不逃逸，并到交警主动报案的是否属于自首或者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救助伤者而将伤者送往医院，然后接受交警处理的，是否属于自首对于此类情况，审判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肇事者肇事后应当到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一种法定行为，不能构成自首。

另一种观点认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只是一种行政法规，这一规定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人员，是法定的义务。但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对肇事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而言的，既然肇事者行为符合刑法自首的构成要件，就应以刑法规定的自首论处。

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其错误是明显的，该观点混淆了法定义务与自首所存在范围的特定性，将原本并不冲突的概念对立起来。虽然救助被行政法规规定为法定的义务，但是，这种规定并不阻却将满足刑法规定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并认为坚持该观点可以使得现实存在的大多数案件得到正确的处理。但是，在许多交通肇事现场，肇事者为了救助伤者而没有时间和条件主动报案，事后肇事者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及处理。该种情况下对肇事者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和处理笔者认为，将该种情形也认定为自首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院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根据以上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之所以规定对肇事者在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其用意在于督促肇事者及时救助伤者，而不仅仅是为了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的追究，理由如下：

1、从主观上看，逃避法律追究不是肇事者逃逸的唯一目的。实践证明，肇事者逃逸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二是逃避法律的追究。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义务为其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逸的目的上，将救助义务撇开一边，只强调法律追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2、从案发现场的特定情况来看，我们不应当只注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忽视救助伤者的性命。当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看见伤者血流如注，生命岌岌可危，是应当先救助伤者，还是应当先自首以不逃避法律追究呢显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先救助伤者。因为救助伤者刻不容缓，而自首则缓之无妨，此时的救助价值优先于自首价值。

3、从惩罚与救助的逻辑关系上看，法官也不应当将追究责任放在首位。因为交通肇事案件的肇事者因其肇事行为而产生二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二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惩罚肇事者的基础正是源于肇事者对伤者的侵害，而事后的补救远远比不过适时的救助。所以，不能为了了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否则，就失去追究法律责任的实际意义。

4、从社会关注的焦点上看，社会公众对交通肇事事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肇事者不救助伤者的问题上，因为这种既违法也违背道德的行为在公众的心目中具有很大的恶性，而对于逃避法律追究的问题，因其与行使国家职能相关，公众的关注程度相对较弱。

5、从刑法的具体规定上看，也不应该重点考虑追究法律责任问题。刑法第133条之所以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其立法本意在于督促肇事者救助伤者，而不在于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

基于上述五点理由，笔者认为，凡是交通肇事案件，肇事者在肇事后能主动报案，接受交警处理，当然按照自首处理。而在肇事者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及处理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自首。这样不仅有利于鼓励肇事者认罪服法，而且有利于防止对被害人侵害后果的严重化，在根本上减轻交通肇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一、特别自首的特点有哪些

1、特别自首的主体要件

特别自首的主体，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别自首。

2、特别自首的客观要件

成立特别自首，除了主体要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以外，还必须符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一实质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以看出，特别自首的实质条件存在以下问题：

（1）司法机关的外延。

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特别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不够明确，并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向全国任一个司法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都构成特别自首。因此，特别自首的司法机关外延必须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特别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限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在地的基层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宜。

（2）还未掌握的含义。

还未掌握是掌握的反义词，所谓掌握是指凡侦查机关依据现有的线索和证据足以确定该人就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为罪行已被掌握，除此之外，全为还未掌握。根据这一定义，有学者将还未掌握分为三个程度：其一，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其二，司法机关虽然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谁；其三，司法机关已知道犯罪发生，并已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该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该罪行的犯罪嫌疑人。

（3）其他罪行的理解。

上述司法解释将特别自首中的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只能供述被司法机关已掌握或判决确定的罪行的异种罪行。司法解释作出如此规定，大概是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规定相协调。但在理论界，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犯罪分子本人的除司法机关掌握以外的不是同一性质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审判过程中，特别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异种罪行；在服刑过程中，特别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