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归根结底是产权交易，涉及所有权的问题。而产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由所有制实现形式所决定的，反映不同利益主体对某一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法定权益。在美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干预是积极的。政府利用政治资源、信息优势和信用优势，针对并购案涉及的地区和国家，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对企业并购实现跨越行政边界的行政协调，并通过法律程序对企业并购活动进行有效干预。在中国，政府不是作为并购活动的裁判，而是作为并购活动的一个主体而出现。尤其在面对国有亏损企业的重组问题上，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强制或鼓励并购。这样，由于政府不当干预，并购代替了破产，限制了企业并购市场的规模，使并购局限于强弱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并购的效果。

并购历史在中国并不长，从1984年河北省保定市首例并购案以来，也不过是20余年的历史，且并购的规模也不大，并购的价值只占GDP的15%，市场潜力大，但是成熟的并购实践尚待时目。这就导致了中国经理层在实施并购交易以及在管理并购整合缺少经验的主要原因。

企业的并购不管基于何种目的，管理问题最终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首先，公司治理结构不清，致使员工不能投入工作是整合的最大障碍。并购完成后，加强对并购后企业的改造，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转的效率。由于合并前各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并购后的新公司可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其次，组织中的人是在有限条件下实现边际效用最大化的人。企业并购牵扯到集团内各个员工，引起最大的问题是利益调整问题，个人利益的得失决定了对组织机构调整和创新的基本态度。最后，文化冲突是并购企业整合过程中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一。公司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混合物，它包括组织的价值观、传统、信仰以及处理问题的准则，属于社会学范畴，它塑造企业的管理风格和管理理念，并指导实践。企业并购是组织机构调整的一次变革，这必然会对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成强大的冲击，并能带来很大的差异和不适应，这也给组织机构调整带来诸多问题，有时十分严重，并可能导致组织创新难以进行。针对我国企业并购失败的种种原因，我提出以下对策：

并购之前做好前馈控制工作并购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极高，因而前馈控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预先控制工作有利于提早发现失败诱因，从而事先采取应对之策，避免因盲目行动而带来不利的后果。并购之后积极开展整合工作一项并购合同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并购的结束，而只是表明并购整合工作的开始。整合工作做得好，可以挽救一项当初规划不周的并购交易，也可以使一项认真设计的并购取得辉煌成就。整合工作做得不好，则会使一个可行的双赢并购变成两败俱伤的结局。

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企业并购浪潮中，人世后的中国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这次全球并购中争取主动，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应做到并购的有的放矢，减少并购的盲目性。盲目并购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并购时机的选择，没有对并购决策过程的有效控制，没有对并购决策利弊的充分认识，这些盲目并购活动非但没有对企业集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使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企业进行的任何一项并购活动，首先明确并购战略，确立并购的价值标准，依据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并购决策;其次要抓好并购前的一系列并购组织活动，对并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争取实现成功企业并购的所有目标：产生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获得特殊资产效应，降低代理成本效应，实现战略重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