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从文意上看，易理解为凡是醉驾，都构成刑事犯罪，将处以刑罚。最高法官员的澄清，无疑是对此认知误区的纠偏：醉驾入刑，不等于醉驾必刑，还得视具体情节而定，以体现审慎稳妥的量刑基调。

酌情处理，还是格罚勿论?这是个难题。在醉驾现象中，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交织，映衬出了舆论场里纠结的社会心态：零容忍与制度宽容，二者何以兼顾?

醉驾为祸不浅，已是社会公敌。太多血与泪的聚结、悲和愤的交融，死生相隔的悲戚景象，让人不忍回望。悲剧越是凝重，对醉驾的咬牙切齿越深。在炫富弄权等符号的点缀下，它更承载起阶层分化、社会断裂等灰色想象，成为众矢之的。强化惩治力，以重典来惩前毖后，逐渐变成治醉驾上的共识。醉驾入刑，正顺应了堆高越轨成本，保障公共安全的法治趋势，能提升法律在以儆效尤上的震慑力。

不论轻重缓急，醉驾统统涉刑，也成了醉驾入刑的寓意解读。对醉驾一概追究刑责，契合重典治乱的法则，也堵塞了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大地规避了权钱勾连、徇私舞弊的可能。正因如此，醉驾入刑被赋予了不尽的公正元素，也连接起法治的威严。

可据情节恶劣程度判断的解释，却打破了醉驾必刑观念，添入柔性执法的因素：危害不大，就不属犯罪。而这，是基于教育与惩戒并重目的的弹性执法，展现了它制度的温情、宽容一面。但视情节轻重而定的背后，负面效应无可小觑：一旦执法有了弹性空间，就开了权力寻租的口子，为暗箱操作留下后路，为不公埋下伏笔。毕竟，情节轻重又不是做2﹥1式的量化算术，怎么界定?

灵活执法诚然好，前提是危害大小能有明晰界定。若情节轻重只靠交警等的感性评判，在公理婆理中争持不下，那标准不一最终伤及的，必是执法的公平性。怎样结合醉驾的后果、动机、悔罪表现等，制定可量化又公允的标准，考量着社会治理的智慧。只有界定合理，才能在惩重育轻时遵循公平的准绳。否则，人情关系的洪流，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冲垮法律的堤坝;情节不重不为罪的认定，也会削弱醉驾入刑的警示作用。

醉驾入刑，要想宽严并济，既能体现零容忍又不乏制度宽容，就应权衡得宜，合理界定情节轻重。莫让醉驾入刑沦为选择性的严惩，损害安全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