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龙峥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而对其犯罪行为给予当事人造成的间接损失一律不予赔偿，而加害方给被害方造成的精神损害、名誉权损害等均不能得到救济，虽然法律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早已定论，但学术界对因犯罪行为引起的非直接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是否予以支持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间接损害是否赔偿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在客观的基础上加以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实践中的做法值得商権。

从犯罪行为的本质来看，与民事侵权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其仅仅是一种社会危害更大的侵权行为，本质与普通侵权行为无异，但与普通侵权行为主要侵害公民个人权益不同的是，犯罪行为不仅对当事人个人的权益加以侵害，同时还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侵害，具有双重加害性，对于犯罪人的加害行为本身，我们通常运用公权力予以约束，有效的遏制了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而对于犯罪行为的结果，即被害人和权利的保护往往是当事人自己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民事诉讼加以救济，与公权力打击犯罪具有强制性不同，私权利的救济更多具有请求权的性质，此时更需要国家完善立法予以保障。

相对于对犯罪人刑法的制裁，保护被侵害方的合法权益也应提高到同等的位置，如果单单注重刑罚的惩罚性，而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显然有违法律的基本精神，犯罪行为往往会给被害方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侵害，其中物质损害固然重要，但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侵害同样重要，甚至有可能大于物质损害，犯罪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往往会伴随其一生，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尚可得到救济，更何况是危害性更大的犯罪行为呢？有些学者认为，对罪犯进行刑事处罚是对其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行压制，作为一种制裁而言已经相当严厉，若对其在施以精神民事赔偿，则可能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处罚，从而对犯罪人造成双重处罚，有处罚过重的嫌疑，侵害了犯罪人的权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以前的思维定式总是固定在打击犯罪，消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为对犯罪最好的限制措施是对其加以刑事处罚，而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实践中，罪犯被绳之于法，而被害人索赔无门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实际上是正义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往往会乐于深究案件的本源，而忽略对被侵害群里的保护，解决这种现况的办法之一是完善立法，可以参照民事侵权赔偿的规定，细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容，尽快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赔偿体系中，其次是转变固有观念，在注重刑罚的同时，采取切实手段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综上，笔者认为应尽快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法律保障中，这样无论对于维护司法正义，还是构建法治社会都是十分必要的。

依法律师事务所（原天津第一律师事务所）龙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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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张要伟

综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张要伟zhangyaowei197＠soh．com）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直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和学界仍然存在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界逐渐形成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使之与单纯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致的观点。但是就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根据上是否已经可以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予以廓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两个条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字面意思，很明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但何为“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学说上仍然存在争议。就精神损害，外国和台湾地区民法谓之“非财产上损害”，从立法例的体系上解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并不涵盖精神损害。

但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垢病。多数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预防诉讼的过分拖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在程序上稍别于单纯的民事诉讼，但其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因此其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区别的根据和必要。此外，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均属于程序法，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而非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任务，并非作为程序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解决的。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按照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上述关于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观点，只是学界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实在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完全局限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实施后，有人根据该解释第十二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提出了法释〔2001〕7号实际上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是，随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不但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而且同时规定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彻底粉碎了认为法释〔2001〕7号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有人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又提出了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2000〕47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其出发点和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是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正如法释〔2001〕7号不能否定法释〔2000〕47号，法释［2003］20号仍然不能否定法释〔2000〕47号和法释〔2002〕17号。虽然这样解释并符合上面所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本意所在，但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改之前，超越法律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去解释法律，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良好，其结果都将是违反国家现象法律的，因此也不会得到也不应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否则法制的统一将成为一句空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在本质上没有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最高人民法院超越法律行使司法解释权，如果那样将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在实际上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现实法律的无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随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去完成，而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越俎代庖的去进行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