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或者死亡的，必须报警，保护现场。如果事故发生地确属偏远或者找不到电话报警，受伤人员必须立即治疗，同时又找不到其他车辆协助运送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利用发生事故的车辆送伤者到医院救治，但在移动现场前，必须将因移动现场后无法确定的车辆、人员倒地位置等进行标划。当事人可以利用石块、砖头、白灰等物品在地面进行明显标注。

试论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

近期一些省市法院相继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可操作性意见，但仍然存在范围不一，数额不等的情况，作者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较为合理。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仅限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生命健康权等五项权利造成侵害二引发的案件；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只能是受害人本人，只有当侵权行为致人死亡时，才可由其直系亲属行使；考虑到上海市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现作者就人身伤亡（侵害生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针对上述情况，在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中，必须贯彻从严原则。其理由为：第一，严格把握人身伤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精神损害是一种肉体上和心理上的非正常状态，具有无形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人身伤亡是基于非法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所造成的后果，其导致精神损害的原因（即人身伤亡）特定而又真实，人身伤亡与精神损害的关系明确而易于理解。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的事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伤残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下降，在生理、功能、心理、社会和精神五个方面丧失或部分丧失对生活的享受，包括受害人现实生活环境和未来生活幸福。伤残者相对寿命缩短。是指人体主要生命器官残缺或功能障碍，以及严重伤残者，其寿命相对同龄正常群体缩短，其未来生命权间接受到侵害。受害人亲属丧亲之痛。因受害人死亡而致其亲人精神痛苦。受害人遭受持续性疼痛和折磨，该疼痛和折磨事实上可以解除。如手术致手术用器械遗留体内一年以上。受害人因非颅脑损伤而出现的永久性精神障碍。颅脑损伤所致器质性精神障碍，一般均参照标准评定伤残程度，并给予相应赔偿，因此不能重复考虑。第二，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合我国国情。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较低，个人收入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盲目追求高额精神损害赔偿，必然在大部分案件中难以实施和执行，既显失公平，又因执法不一，而淡化了法律的严肃性。从目前人身伤亡的赔偿来看，存在基本赔偿项目赔偿过低的情况，许多该赔的费用，而代以补偿，如伤残者生活补助费，有些地方按当地最低生活费计算；另外，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基本赔偿项目形同虚设，片面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必然给我国现行赔偿制度带来混乱。第三，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必须严格量化。由于没有量化的标准，致使受害人一方漫天要价；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个别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追求标新立意，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混乱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表现突出。由此，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量化已迫在眉睫。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