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985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承办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度论坛新政与民生：谁来养活中国老人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与会学者就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各抒己见，他们纷纷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惟一出路。

中国老龄化社会将成常态1999年，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10%，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则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上海财政曾每年要补贴社会保险100多亿，经扩大近400万外来人员的社保之后，资金缺口才有所缓解。而上海的今天，很有可能就是20年后中国的情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近日表示，如果25年算一代的话，10代之后，目前上海市户籍的1400万人，按照这个生育率将只能剩下1000人左右。

而恢复高生育率、维持大家庭的概率，在目前看来微乎其微，老龄化已成为一种常态。但老龄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富先老，郭重庆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早早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他们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我们不一样，我国经济还欠发达、社保不完善、二元经济未融合，就是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造成的。

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正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21亿，约占总人口的16%;2020年达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与此同时，尽管政府在老年保障体系方面已进行诸多建设性工作，但现状仍令人不安。

复旦大学教授王丰在本次论坛上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有许多特点：首先是速度快，中国65岁老人比例从9%上升到25%所花的时间，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其次是家庭的脆弱性，计划生育下，大部分家庭的老人退休时只能仰赖于退休金收入。不过，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也带来挑战和机会。机会在于，中国年轻人口中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可能会提高平均人力资本。挑战在于，中国老年人口的未来花费可能还会增大，这些都会对对中国的未来养老体系提出新的挑战。

养老制度改革是惟一出路针对2012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现的争论，复旦大学教授郑秉文认为，首先，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在于受到许多网络声音的牵制;其次，中国养老金的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第三，在网络时代，政府需要防止民粹主义，让制度改革成为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改革是惟一出路，改革方向是需要设计的。

在养老金的投资方面，郑秉文指出，在养老基金规模高速增长、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双高环境下，中国的养老金投资应逐渐展开一系列投资体制改革，允许更多元的投资。不过，在养老金投资的安全性上，郑秉文表示要注意三点：一、进行投资限制;二、用余额进行投资;三、可以进行绿色投资、股权投资、向新兴市场投资。

此外，对于马骏与曹远征等经济学家测算得出的18.4万亿养老金债务缺口，郑秉文认为是正确的。首先，中国有许多省份当期已经收不抵支;其次，中国的统筹基金还存在许多隐形债务;第三，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具有保输不保赢的性质。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很可能是无法做实的。

复旦大学教授方汉明则指出，当前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都面临很大问题，其一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依赖率为30%，中国此时已达到38%，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制度会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让大家规避医疗支出风险，另一方面导致大家过渡消费医疗服务。

在退休年龄的话题上，郑秉文主张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一个国家的进步，应当仰赖于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任何一种制度对于劳动力的供给都有扭曲，中国应当选择一种与国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制度。方汉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必然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减小制度的扭曲激励，通过提高积极性的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

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认为，子女实际上是中国家庭最好的金融产品。在计划生育下，子女这一金融产品的投资被人为地限制了，这要求政府尽快改善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袁志刚分析，欧美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金融抑制程度越低，且FDI(对外直接投资)越高。这说明老龄化的国家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也更需要走向海外。然而，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不完善，大量的储蓄、外汇储备，在投资了美国债券之后，实际进入了一个借长贷短的陷阱，长期来说反而是债务人，这对于养老和金融之间的联系十分不利。此外，中国民营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并不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最强的企业实际都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仅有五席。如何靠这样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为中国的未来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此，袁志刚指出，金融业打破政府垄断，才能真正做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让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