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损失的价值可以通过评估来实现，但精神损害却难以量化，它是一种无形的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仅是作为对被侵害方的一种抚慰性质，这就给这种赔偿数额的确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我国民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是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及金钱赔偿两种方式进行救济。针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此我们应分别具体对待。我国现行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通常是根据以下因素加以确定：

第一，根椐侵害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我们要考虑其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所造成的。行为人侵害他人主观心态为故意的，一般会绞尽脑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其手法上会十分恶劣，在这一种心态下所造成的侵害后果一般比过失心态所造成的侵害后果要严重。

第二，根椐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以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行为方式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同。在公共场合传播和在私下场合传播损害他人的人格权以及通过电台、报纸或以贴大字报等形式传播损害他人的人格权所造成的侵害后果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要适当的考虑到时间、空间、领域等范围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加以确定。

第三，根椐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侵害所造成被侵害人的损害程度也是赔偿是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的后果，不一定非要使被侵害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才算是一种后果，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对于精神损害，是明确地表明侵害行为使被侵害人的精神受到伤害，感受到痛苦，被侵害者理应受到法律的救济。通常，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素质的人对于同一种侵害其反应和感受也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不提倡把精神受损害方是否为社会名人作为损害后果的一个因素，尽管这是客观的，但这提法把人分作贵贱两等级是不对的。我们可认为社会名人名誉权受到侵害，其影响空间、范围大大超过一般群众名誉受侵害所造成的影响，对其所造成的损失(无形)也比一般群众要大，高素质的人的耻辱感通常也比一般低素质的人更为强烈。我们对此给以相应的惩罚也可以尽可能地发挥其社会效果，净化社会环境，警醒世人自觉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

第四，根椐侵权人获利情况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是对被侵害方的一种补偿、抚慰，也是对侵害方的一种经济惩罚。如没有这种惩罚性，那么对于侵害方就失去了意义。例如侵权方以某一社会“名人”为目标，以其名义写一影响较大的传记，在社会上造成轰动并十分畅销，可以想象其获利是十分丰厚的，这传记无论对此“名人”是褒是贬，都是对他的一种侵权。在这类诉讼中，倘若以一般的精神损害纠纷来处理，责令侵害方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而没有针对侵害方获利巨大这一情节判令其赔偿巨额金钱的话，这一判决就失去其惩戒违法行为这一社会意义，而侵权方得不到应有的惩戒，那么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相信社会中此类人将会蜂起而仿效之，其后果将是十分恶劣的，而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其立法本意。

第五，根椐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能力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既是支被侵害方的一种抚慰，也是对侵害方的一种惩罚和教育，我们应掌握好这一惩戒的尺度，才能达到以上的效果。我认为，对一些相对弱势的公民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予以适当的惩戒，即可达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但对一些强势群体，则可以加大惩戒力度。道理很简单，你作为强势群体，你享有了比他人多的社会资源，也享有了崇高的社会声望与地位，你就必须或有义务更好地遵守社会规范，为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起到表率作用;你一旦侵害他人，你将受到的惩罚必须使你感受到的痛苦和对方的痛苦是一样的，通俗的说就是罚得侵害方“肉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是采用此方式，他们称之为“惩罚性赔偿”，美国的学者指出，为侵权行为而支付的损害赔偿金的47%均为包含有惩罚性在内的精神损害赔偿。其目的就是削弱侵权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重新作恶。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在西方国家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视，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强调“人格权”的一种体现。所以在他们的国家中的社会上层人物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的。而在我国，这方面的判例是十分罕见的，但我以为，对此也不妨给予借鉴。试想，一个身家千万或更多的大款，他肆意的对他人的人格权进行践踏、侵犯，给他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们难道仅仅判令他向受害方赔礼道歉、或者赔偿几十元、几百元、或几千元就过去了?我相信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惩戒对于侵害方是起不到丝毫的惩戒、教育的作用的，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的践踏、藐视法律，实际上也是纵容他去作恶、继续侵害他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既然有如此的社会地位，享有如此多的社会资源，如此高的社会威望;他就有义务去为这社会担负起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这从某方面来说也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强势群体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强者，倘若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这方面仍一律平等，那么，弱势群体的人格权就会极易受到强势群体的侵害，因为法律对他们的惩戒是如此的苍白无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人格在社会中是平等的，决不允许某人有权有势则可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权，法律也有必要加强对弱者的保护力度，这也是现代社会立法的价值取向。在此有人会说，同一人受到不同的“群体”的侵害会有不同的金钱赔偿，这就要看“运气”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他是走向了纯粹的“获利”心态而忽视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本质，其本质是惩罚和教育侵权方而让受侵害方得到精神和物质的抚慰、补偿。从宏观上说，国家立法的本质就是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各阶层更加和谐。倘若我们不考虑实际情况而作出不符合当事人赔偿能力的判决，这将会使这一判决无法实施，这既不能对被侵害人作出补偿，或者即使实施了判决也失去了对侵害方的惩罚和教育意义，从而使法院的判决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效果和意义。

第六，根椐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这主要是考虑到社会因素，我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历史悠久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贫困地区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就可以弥补被害方的精神创伤，也对侵害方起了惩罚和教育作用;而到了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却必须支付数倍或十多倍的金额，才能起到上述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作一综合的考虑，以寻求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