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应属确认之诉，而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虽然《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是民事权利，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权利都要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民法传统理论将民事权利按照其作用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而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应仅限于“请求权”。就支配权而言，它是权利人占有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流转，因而不必适用诉讼时效；就抗辩权而言，抗辩权以请求权的存在为前提，只要请求权存在，抗辩权就不会消灭，因而也不适用诉讼时效；就形成权而言，权利人以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人可能会拖延行使权利而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为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民法规定形成权应适用除斥期间。由此可看出，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应仅限于请求权，请求权的基本特征是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人为一定的行为，否则权利将无法实现，而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来说，无论是司法机关依职权确认无效还是当事人请求确认无效，都不符合请求权的这一基本特征。所以，确认合同无效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第二，无效合同的确认是一种事实确认，合同当事人或法院在任何时候都可提出，时间的经过不能改变合同无效的法律性质。我国《民法典》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合同归于无效一般是因其违反了三个方面，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只要这三个方面不发生变化，合同的无效属性也就不会改变。如果合同无效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那么无效合同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将变为有效合同，这意味着法律容忍了这种违法行为，非法利益也将变为合法利益，这是为法律所不容的。

第三，对无效合同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自己的权利，正所谓“权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护”。而无效合同，由于其违反了法律或公共利益，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并确认无效，不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确认合同无效是法院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一项职能，也是评价和指引民事主体为民事行为的要求，因此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最后，无效合同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并不会必然影响交易安全。持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受诉讼时效限制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将会使已形成的法律关系消灭，必然引起已履行完毕的合同因无效而被撤销，从而使很多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财产流转关系的稳定，不利于交易安全。然而，我国《民法典》第157条对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后果作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合同双方应分别返还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对于不能返还或返还成本过高的财产，应当折价补偿。此外，对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已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按照《民法典》第311条的规定判断合同外第三人在接受财产时是否为善意，如果是善意，则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已经对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作了明确规定。因此，合同无效的确认并不会必然影响到交易的安全性，自然也就不需要受诉讼时效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