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不仅完美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精神，也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这是刑事审判领域，但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为了维护被告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那么，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有没有真正确立这个规则，这个规则的具体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又有哪些?

对于法院，如何排除大量的非法证据,是法官认证时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民事诉讼中确认证据是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上加以认证的。通常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基础，而真实性是证据的生命，合法性是证据在庭审中质证后认证的前提。凡不具有上述三性的证据均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非法”者，本为非法取得之意;“排除”者，初指非法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后扩大到包括在审前程序中不得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根据签发逮捕证和搜查证等司法行为，以及被告方可以法院未排除非法证据为由进行上诉和请求最高法院审查案件。

二、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我国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运用。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上述四个条件作为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体现了程序的人权保障社会价值，强调人格尊严，体现公正、文明、民主和法治观念，也集中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法，程序法是公法，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这一程序规则“是对整个社会的程序性权利的践踏……”如果对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仍予采用，“虽然可以为某些个案获得实质真实提供便利，但却是以牺牲程序的正当性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为代价的”，其必将鼓励人们为了赢得诉讼而不惜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不利于国家法治目标的实现。

试想，如果认可公民的隐私权被非法侵害，那么就得认可同样手段对任何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商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及财产权的侵害;如果采纳一个民事主体的公共利益为理由、以非法手段所得的证据材料，那么，就得采纳任何民事主体以及非法手段所获证据材料，结果肯定是正当与神圣的目的因非法手段而出现相悖。相反，正确排除非法证据，“从个案来讲，可能使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但从整个社会来讲，却昭示了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此意义上，否认非法证据的证据资格，是对程序的尊重，是对整个社会程序性权利的尊重。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选择对被侵害人可能是不公正的，但对整个社会普遍人权来说是很重要的，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采纳非法证据也是法律真实的要求。法律真实指审判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应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法官认定事实和裁判案件证据的是法律真实而不是自然事实。原始状态下的自然事实，如不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审查、判断、认定，就不能产生法律上的后果，也就是说，在法官通过对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来认定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设置相应的制度、规则作为其程序保障机制。这种机制不但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制，也是对当事人取证的规范，它理所当然地对任何民事主体通过各种手段所搜集的证据进行“过滤”。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清楚：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前，即使是具备真实性与相关性(证明力)的证明材料，也不能否认其所用手段的侵权性，也不能认可其所取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