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如果罚金数额不多，或者罚金数额虽然较多，但缴纳不困难的，可以限期一次缴纳；罚金数额较多，根据犯罪分子的实际情况，确实无力一次缴纳的，可以限定时间分期缴纳。至于缴纳的期限及时间的长短，可以根据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和缴纳的可能性来确定。

反思“其他行政处罚”存在的合理性

当我们在前面消耗较大的篇幅用以解决有关如何准确认定“其他行政处罚”的诸多问题而且接近于达到这一“目标”时，我们忽然对这一“命题”本身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的，但凡是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47］“其他行政处罚”也是如此。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将行政处罚的种类列为七种，即（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6）行政拘留、（7）其他行政处罚，而且由此出现了“其他行政处罚”这一特殊的种类。单从《行政处罚法》第8条本身的规定来看，“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无可置疑。因为“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

第一，由于《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是以处罚行为的“名称形式”而不是行为功能或所涉客体为标准，这样，只有被称作“警告”的处罚才会被纳入第（1）类处罚，与其接近的“通报批评”、“训诫”等具有与“警告”相同或雷同的处罚行为就没法“落户”；同样，也只有被称作“罚款”的处罚才会被列入第（2）类处罚，如果我们一旦将“罚款”改名为“罚钱”，这虽然也达到了同样的处罚效果，但却不能因此被纳入第（2）类行政处罚。这样就会有大量的行政处罚因在形式称呼上与《行政处罚法》第8条所列的前6种处罚不同而被排斥于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外，而“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就为这些没有“户口”的行政处罚设立了一种同样属于行政处罚的“户口”。

第二，由于《行政处罚法》第8条将“其他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制为“法律、行政法规”，这就不用担心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外的“立法者们”滥用“其他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因为地方性法规、中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规章以下的行政规定不具有规定“其他行政处罚”的权力。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他行政处罚”的“合理存在”却导致了其他“不合理”的结果：首先，正因为《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的分类采用严格的“名称形式”标准，导致大量处罚只要与6种“本处罚”的名称不同就不能被列入“本行政处罚”，而被列入“其他行政处罚”，结果导致“其他行政处罚”远远多于“本行政处罚”之“尾大不调”现象。［48］其次，由于“其他行政处罚”远远多于“本行政处罚”，而对前者的认定又远远难于后者［49］，这样就在总体上给准确认定“行政处罚”带来了困难。

正当我们考量我国“其他行政处罚”存在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际，我们已意外地发现：“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特别是“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量远大于“本行政处罚”之现状，主要由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划分标准所决定。换句话说，正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划分标准采用纯粹的“名称形式”，这不仅导致了“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而且是大量存在。

我们必须明白，《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划分标准，即“名称形式”标准，并不是唯一可选择的标准，更不是理想而科学的标准。因为，由于《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的分类是以名称形式为标准，这样就使相同功能不同名称的处罚不能作为同一类处罚对待，从而使分类失去了原有的法律价值，即无法使法律对不同的处罚作不同的调整。［50］至少应当说，在正规的“行政处罚”之外存在大量的“其他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特别是行政处罚的分类制度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们主张，未来的行政立法，应当取消，至少限制“其他行政处罚”制度的存在。具体的做法是：

第一，按行政处罚的具体功能，而不是形式名称，进行分类。可将行政处罚列为（1）精神罚、（2）资格罚、（3）财产罚、（4）行为罚和（5）人身罚等五类。这一划分标准，必然能够穷尽所有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的处罚形式。因为，它可将所有使违法者承受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制裁行为一概视为“精神罚”，如警告、通报批评、训诫等；其他种类以此类推。

第二，放开处罚形式，但要严格控制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我们未来的立法要把控制重点落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上，而不是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形式”上。只要对处罚权的设定有所限制，形式相对放开也不会出问题。例如，我们只要规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就无需担心“人身罚”形式会被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滥用，因为整个《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1］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公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2］我国在制定《行政处罚法》时，就有人士作过统计，认为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120种之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33页）。如果这一统计准确，那么在今天，“其他行政处罚”也该有120种之多。因为所有的行政处罚种类，除掉6种处罚，剩下的就是“其他行政处罚”。

［3］这里的资料来自于浙江大学法学博士生陈林林的统计。

［4］（德）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

［5］《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6］《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7］由国务院于1990年7月29日颁布。

［8］由国务院于1999年5月23日颁布。

［9］有的法规不设“罚则”或“法律责任”之类的章目。

［10］在这里，探讨“行政处罚”标准与探讨“其他行政处罚”的标准是同一个问题。

［11］司法机关是实施行政制裁的主要主体，这恰恰就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处罚制度与大陆法系不同的一大特点。

［12］我们在英美国家的行政法教科书中，想找到有关“行政制裁”的专门章节会是一种徒劳。其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制裁被作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裁决”（Adjdication）所包含；由司法机关进行的“制裁”，则被司法审查制度（JdicialReview）所溶解。

［13］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TheAdministrativeProcedreAct，简称APA）于1945年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1946年6月11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公布生效。该法于1966年9月6日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篇。1978年，美国国会对该法的部分条款作过修订。

［14］这是按美国法典的统一编号。

［15］原文是：“sanction”incldesthewholeorapartofanagency——（A）prohibition，reqirement，limitationorotherconditionaffectingthefreedomofaperson；（B）withholdingofrelief；（C）impositionofpenaltyorfine；（D）destrction，taking，seizre，orwithholdingofproperty；（E）assessmentofdamages，reimbrsement，restittion，compensation，costs，charges，orfees；（F）reqirement，revocation，orsspensionofalicense；or（G）takingothercomplsoryorrestrictiveaction“。

［16］See：J．A．G．GriffithandH．Street，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London：SirIssacPitmanSons，Ltd．，

1952、LoisL．Jaffe，JdicialControlofAdministrativeAction，Boston：Little，BrownCo．，

1965、

［17］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德国于1952年就制定了《违反秩序罚法》（1952年1月2日由联邦议会制定并通过。此法后经几次修改，最新的修正案于1992年7月15日通过）；奥地利早在1925年就制定了《行政罚法》（Verwaltngsstrafgesetz－VStG），1950年5月23日由奥地利联邦公报第172号修订重新颁布。

［18］（日）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第170页，昭和四十二年。转引于（台）张剑寒等：《行政制裁制度》，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79年，p．

195、

［19］（台）洪家殷：《第十四章：行政制裁》，载（台）翁岳生主编：《行政法（2000）》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825页。

［20］同前注。另参见（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423页（1991）；（台）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第281页（1997）。

［21］中国台湾地区迄今尚无单一的“行政罚法”，因此其处罚的手段，由各种分散的“法令”所规定。据他们统计，中国台湾地区的处罚手段共分九类162种。见（台）张剑寒等：《行政制裁制度》，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79年，第5－8页。

［22］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99页；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第289页；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修订版，第185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49页；冯军著：《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2－36页。

［23］由于“其他行政处罚”属于“行政处罚”，所以，“其他行政处罚”与“周边行为”之间的界线同样适用于“行政处罚”与“其他行为”之间的界线。

［24］1988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自1988年8月1日起施行。

［25］该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外，可以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驾驶证：（一）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二）把机动车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三）挪用、转借机动车牌证或驾驶证的。”

［26］该条规定：“受罚款处罚的人当场未交罚款的，公安机关对机动车驾驶员，可以暂扣驾驶证或行驶证；对非机动车驾驶员，可以暂扣车辆……。”

［27］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8］对行政行为区分“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起始于德国的公法理论。可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489页；科伦布茨高级行政法院：NVwZ，1986年，第762页。

［29］《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30］2000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1］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96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公布，自1997年1月1日施行。

［32］该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泄露国家秘密的；（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三）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33］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9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号公布，自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34］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35］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

［36］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37］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38］该《决定》第四条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39］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35页。

［40］见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贯彻意见析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25页。

［41］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31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22页；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56页，等等。

［42］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1年。

［43］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合理性，并主张在不远的将来取消这一制度。参见胡卫列：《劳动教养制度应予废除》，载《行政法学研究》（京）2002年第1期；宋炉安：《劳动教养应予废除》，载《行政法学研究》（京）1996年第2期；中国劳动教养制度专号，《中外法学》（京）2001年第6期。作者也赞同这一主张。

［44］这里的“规定”，从《行政处罚法》第二章的意义上说，实际上系指“设定”。

［45］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0年制定发布的《网站名称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网站所有者使用注册网站名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注册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撤销注册网站名称，收回《网站名称注册证书》并予以公告：（一）伪造、涂改、出租、出借、出卖、擅自转让《网站名称注册证书》的；（二）对注册网站名称不进行年度检验的；（三）注册网站连续一年不进行实际运营的。”

［46］如作出确认违法、撤销或者确认无效之类的裁定或判决。

［47］德国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2）在其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GrndlinienderPhilosophieRechts）提出一个命题，即“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合乎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事后有人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都是合理的。

［48］据有关人士统计，我国在制定《行政处罚法》时，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就有120种之多。由此可以推论，当“本行政处罚”只有6种时，“其他行政处罚”就有114种之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33页）

［49］由于“本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6种，而且名称又由《行政处罚法》第8条明文标定，所以对其认定相对容易。但“其他行政处罚”从种类到名称，《行政处罚法》均无明定，有赖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中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在规定“其他行政处罚”时又大多没有明文表明“处罚”字样。更有甚者，在个别情况下，被表明“处罚”的行为恰恰不具有处罚的功能；而不表明“处罚”者，又可能正是“其他行政处罚”（见本文第二题和第三题）。所以，对“其他行政处罚”的认定远比对“本行政处罚”的认定费力。

［50］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行政拘留只能由法律设定，法规、规章均无权设定。

中国公法网

判处的罚金刑，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缴纳或者缴纳没有完毕的，可以由人民法院强制缴纳。强制缴纳的方法主要包括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拍卖犯罪分子的财产，冻结存款，扣留、收缴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等办法，迫使犯罪分子缴纳罚金。当然，强制缴纳主要针对实际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采用。而且，如果采取强制缴纳的方法仍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时，应当随时追缴，上缴国库。

罚金是刑法规定的附加刑的一种，属于财产刑，既可以与各种主刑并用，也可以单独使用，人民法院判处罚金后，自判决生效起，就涉及到罚金刑的执行，即罚金的缴纳，这也是事关法律的尊严和罚金刑能否得到切实执行的重要问题。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应当同时规定缴纳的期限，并明确是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以便于执行。

在犯罪分子遭到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如火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犯罪分子及其家属重病、伤残等，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酌情减少罚金或者免除罚金。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3条规定的“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等，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