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印发。《意见》指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

国企改制分流方案职代会有审议通过权

最近有些地方提出了国企改制分流的时间表，甚至限期彻底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针对这样一些过激的做法，也有的一些学者提出改制国企尤其是变卖的方式快速实现国企私有制，是严重违宪行为。笔者也认为国企改制不应当一刀切，更不能简单变卖国有资产；那种非国有企业越少越少越好的观点是极其错误。从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尤其是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国家是采取鼓励措施的，但是，是否改制关键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国家对于那种变卖国有资产的行径也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国有企业改制以及采取哪种形式改制，必须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国企改制分流，职代会说了算。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几部委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规定：“企业的改制分流方案须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充分听取职工的意见。其中涉及职工分流安置和用于安置职工的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未经审议通过，不得实施企业改制分流工作。”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改制分流其决定权在该企业的职工（通过职代会行使）。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营企业。在国营企业的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把国营企业的改革决定权误解成为是政府即国家。有些学者提出，国营企业产权不明晰是国营企业的要害。于是就在国营企业的产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就我国的国营企业的产权问题，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就是说，国营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是全国人民，而国家是代表人民对企业进行经营。所以企业的产权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在全国人民，而国营企业的职工是该企业的主人，有权参与企业资产的管理和企业经营决策。但是，有人却籍口宪法业已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依照宪法，职工不再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了，因为职工没有对国有资产即“国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了，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职工的了。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逻辑。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宪法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最大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确巩固和发展。’”从宪法的这个条款之修改看，只是对“国营经济”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即表述为“国有经济”，没有根本和本质的变化；宪法修正案强调“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就是国营经济。此宪法修正案第八条规定：“宪法第十六条：‘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它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修改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从这条的修改我们清楚地看到，“国营企业”表述为“国有企业”，但是，职工及职代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没有变化。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仍然肯定宪法的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从宪法的规定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的改革必须由全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定；第二，“国营企业”表述为“国有企业”，丝毫不影响职工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职工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对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仍然具有所有权。国有企业即国营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方案必须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否则，就是严重违宪行为。正是有鉴于此，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文件都明确规定，改制方案必须提交职代会讨论、审议和审议通过；没有经过职代会审议及审议通过的，不能改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以下统称“三反”）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反洗钱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工作成效明显，与国际通行标准基本保持一致。同时也要看到，相关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协调合作机制仍不顺畅、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不高、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以下简称反洗钱义务机构）履职能力不足、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称等。为深入持久推进“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完善“三反”监管措施，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遵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完善“三反”监管体制机制。（二）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工作合力。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基本国情和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深入研究、有效解决“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税务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履职，国务院银行业、证券、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要发挥工作积极性，形成“三反”合力。探索建立以金融情报为纽带、以资金监测为手段、以数据信息共享为基础、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坚持防控为本，有效化解风险。开展全面科学的风险评估，根据风险水平和分布进一步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强化高风险领域监管。同时，不断优化风险评估机制和监测分析系统，健全风险预防体系，有效防控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风险。坚持立足国情，为双向开放提供服务保障。根据国内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风险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健全“三反”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则。根据有关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国际合作。忠实履行我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执行国际标准，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切实维护我国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为金融业双向开放保驾护航。坚持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