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查处和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判断区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产品销售、众筹等其他正常经济活动的区别和界限，为此，我国法律中对非法集资明确了四个特征性的要件，即非法、公开、利诱和社会性，只有同时具备这几个特征的行为才能判定为非法集资，那么，非法集资的社会性是指什么含义呢?

《2010司法解释》将非法集资的“社会性”定义为“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同时将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排除在外。但是由于该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巨大分歧。《2014解释》对社会公众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释，将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的情形予以涵盖。同时，为了吸收资金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也认定为不特定对象。对象的特定与否是区分非法集资罪与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关键，但是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该特征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

1、学界对不特定对象认定的争议。许多学者主张从集资者的主客观方面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界定，具体而言，要分析集资者所采取的集资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是公开宣传，则任何参与者的投资都符合其主观意愿;

2、考察其集资针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还是亲友、单位内部。这种观点的弊端在于其将公众与单位内部、亲友一刀切，仍没有对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作出合理的界定。还有学者主张只要集资者募集资金的对象广泛且范围不断变化就是为不特定对象，这种界定方式明显扩大了非法集资罪的范围。

3、对不特定对象的认定标准。对非法集资罪“不特定性”的界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从刑法的补充性角度分析，刑法是规制金融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对该类犯罪的规制目的一定内化了《民商法》、《行政法》规制该行为的立法目的，故刑法对金融犯罪的解释离不开《证券法》、《金融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集资行为相关规定的解释。《证券法》第10条对证券公开发行的界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

(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

(2)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

显然，这里的公开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发行对象的不特定性;另一方面是发行对象特定但是人数较多的情形。可见，对特定与不特定的认定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特定与不特定的考量，往往侧重于交易对象是否为事前根据某一标准能够限定的群体，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此外，也不能以集资对象人数的多少来分析特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