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激烈变迁，童工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3]，是现实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儿童群体的一部分，童工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十分恶劣，其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被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研究中国现存社会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不可忽视这一群体，更需对其总体状况、特征、成因，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对这一问题的治理原则、规定、方案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分布

童工问题在官方公布的社会相关数据中，并没有切确的数字，也较少有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但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的童工现象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一、个别国营企业违反有关法令，非法招收未满16岁的儿童，从事手工操作或简单机械操作。如《劳动保护》杂志在2001年7月刊登文章，叙述1981年出生的宫某于1995年3月14岁时，经人介绍被山东省莱阳市某食品加工厂招收为农民工，加工厂在未进行认真核查的情况下将其录用，在得知他仅有14岁时也未纠正，致使宫某于1996年6月11日在操作时被搅面机所伤致残。国营企业招收童工虽不普遍，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一部分私营企业者唯利是图，将童工当成易管理、剩余价值高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非法雇用童工，恶劣的劳动环境，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严重危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2001年5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放了浙江省临海市东榺镇非法使用童工的消息，其中仅广西融水县的少数民族女童就有130人之多。私营企业招收童工较为普遍，涉及的行业和地区也较多，在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中，也有招收童工的现象发生；

三、一些家庭开办小手工作坊、经营小商店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将自己本应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子女作为劳动力使用，出现了个体性的童商、童农等童工形式。据报道，在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等地，赚钱容易，目光短浅的父母纷纷把子女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温州一带，弃学、厌学的现象严重，童工大量出现。在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这样的小童工数量不容忽视；

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其中包括很多未成年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和父母一起，经商、务工，另有一些孩子独自漂流在都市，或在小饭馆打工，或在市民家中当保姆，或在工地上当小工，担当着本应由成人担负的沉重劳动。有报道说，仅北京市就有外地保姆万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一是学龄儿童；

五、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农民急切盼望富裕起来的心理。把一些未成年的儿童带入城市，强迫他们从事手工洗车、卖花、夜市卖唱等劳动，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严重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在一些城市，这种被控制、被奴役的童工问题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题之一。

人数

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数字中得到一个大概的概念。

媒体披露，上世纪90年代，中国1000多万人的农民建筑队伍里，童工的比例约占四分之一，1989年深圳一些企业一月之内从广西玉林地区就招走童工1000余名，年龄最小的仅10岁；另根据北京市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当年北京市15岁以下流动儿童少年人数达16万人以上。假定全国流动儿童少年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与北京市的这一比例大致相同，根据全国1亿多流动人口的总规模，可以推算出全国流动儿童少年应该在700万人以上。在北京市16万儿童少年流动人口中，共有66392名6至15岁的流动少年儿童，这其中有13.9%普查时填写“未上学”，在10至14岁流动儿童中，有309人“务工”，146人“经商”，另外5人填写“暂无工作”，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工作，这三类人占同龄流动儿童的1.8%；在15岁的流动儿童中“务工经商”和“暂无工作”的占同龄流动儿童的32.13%。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现代化大城市的流动儿童中约有三成以上在从事着与他们年龄不符的劳动；童工的多少和辍学率、失学率是成正比的，我国的辍学率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据报道，希望工程需救助失学儿童3000万，已资助失学儿童100余万，从中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出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报道，河北省保定地区某镇一所中学，初一招收了四个班级，到初三时，只剩下了一个班，流失了四分之三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数成了童工。综合上述数据，可以推定，我国城市童工大约在200—300万人左右。

总之，童工在我国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我国少年儿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由此可见，对于餐厅用童工的多吗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这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人口规模和其他条件限制造成了不只是中国，这种状况在全球都是普遍的。餐厅用童工的多吗？多，所以社会需要努力发展，法律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