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结束后被告是可以提交新的证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同时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关于中国刑事庭审证据调查的制度环境与其他支持因素

我国刑事庭审的人证调查本身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更有效发现真实的司法技术问题，然而，这种技术方法是在一个特定的法的空间中展开，这个特定空间由影响各诉讼主体地位与操作方式的司法制度以及诉讼结构的相关要素所限定的。任何研究者如果只研究司法的技术方法而忽略了这个特定的法空间，都将成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建或者不着边际的学术空谈。那么，影响中国庭审人证调查技术方法的制度框架因素和实际条件限制主要包括哪些

我认为，直接影响庭审人证调查的主要制度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等腰三角庭审构造的建立。等腰三角构造，是控辩双方形成相对关系，法官居于其间，踞于其上的诉讼构造。这一构造作为抽象的法空间，它形成了庭审中角色定位、主体功能发挥以及程序展开的基本框架。这一构造体现为具象的法空间，即为法官居中掌控而控辩方对席论辩的法庭布局。等腰三角构造，体现了诉讼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本质｛1｝，是实现诉讼公正的基本制度保障。这一构造的建立，有赖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法官的独立与中立；二是控辩的平等。如果控诉方与审判方名为两方，实为一体，或在相当程度上融为一体，共同对付辩护一方，那就会消解三角结构，形成一种国家对个人的两面关系，诉讼构造及其公正性将不复存在。同时，如果控辩不平等，即诉讼地位不平等，诉讼手段不对等，就只会出现三角形态与构造的畸形而无等腰关系。

二是审判中心论与庭审实质化的形成。上述三角构造观，是由法空间平面布局视角观察。而由历时性的程序展开以及由表像与内在的所谓纵深性方面观察，则有中心与非中心论，实质性与形式化问题产生。所谓庭审中心论问题，是指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以审判作为中心的程序，对诉讼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审判评价审前行为从而对审前程序产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分段式展开，不同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一段程序，机关之间形成一种接力关系，而审判成为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审前程序国家行为的继受和认可。而庭审实质化，则涉及审判本身的构造，是庭审决定还是庭下或庭后决定。具体而言是指庭审活动对判决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以及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是否能够决定案件处置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的处置。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就实践展开分析，应当说，我国刑事庭审在形成三角构造以及发挥审判对诉讼实体与程序的重要影响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刑事诉讼中三面关系的诉讼构造（而非单纯的两面关系的行政性构造）大致形成，然而，制度仍然处于转型的过程中，等腰三角的构建，以及审判中心及庭审实质化的实现，尚属待完成的法制任务。［4］［4］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刑事司法的两重构造以及除此之外的一种辅助性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提出的中国刑事诉讼的两重构造论，可以大致解释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基本问题，亦适合于庭审问题分析。这是指在控辩审三面关系形成的三角构造之外，还存在一种由宪法与法律所认可和确立的线型构造，即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和特征，一是司法的一体化。三机关在职责履行中的配合关系、共同的培训学习、联席会议与联合发文、人员的任职互换、一体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政法委的通盘协调，使一体化特征十分明显。二是国家权力活跃而被告人相对客体化。因为这一结构以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为主体，刑事案件及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办理与处理的客体。三是分段式案件管理与刑事司法的接力、继受关系。由此形成的水平线结构，使三角构造蕴含的司法至上与审判中心难以成立。

一重辅助性构造是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制度。不同于线型结构中的制约关系的相互性，这是由检察机关特有职能所产生的单向性监督关系，在这一结构中，不仅辩护方，且审判机关，都属于其监督的客体。虽然监督手段有限，但作为法定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司法人员犯罪追诉包括强制侦查权，［5］［5］以及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足以使等腰三角的构造产生有利于控诉方的结构偏斜。

此外，法院审决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庭审程序虚置。包括法官庭后阅卷，将以阅卷获得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庭心证；审判委员会议决重大、复杂案件——这一制度使得不出庭的审委会成员成为处理这些案件的实质意义的法官；院、庭长的行政领导与监督权对案件处置的干预，这也是影响庭审实质性的因素。至于目前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来自有权部门的干预，也必然会妨碍庭审实质化。

除制度因素外，庭审人证调查还必须有一定的相关条件支持，从中国刑事庭审的情况看，相关支持条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证人出庭。目前证人出庭数量极少，所谓交叉询问实际上被虚置。由于中国刑事庭审活动中证人出庭数量极少，［6］［6］而绝大部分证人证言是以书面形式提供，原始人证不在场，使得以质询自然人为必要内容的人证调查，尤其是交叉询问无法实施。导致法庭人证询问的主要对象不是证人而是被告人（证人不出庭无法质询，而被告不能离场因此只能征询被告意见）。在目前中国的刑事法庭，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而证人又可以不出庭，［7］［7］这种堪属特例的制度设计造成了人证调查与质询以被告人为中心而很难针对证人进行这种特殊的情况。

二是辩护人参与。目前辩护人参与严重不足，因而难以有效践行现行法设计的人证调查程序。由控辩方实施的人证调查，其基本条件是辩护人参与。因为被告人本身作为当事人，既不便，往往也不能（因其知识与视野所限）进行有效的调查质询。辩护人参与才能克服这一局限。而面对强大的国家力量，辩护人的支持更是平衡诉讼结构的必要设置。否则，控辩方为主进行调查不可避免地成为控方的控诉独角戏。因此，在控辩为主实施的法庭调查中，辩护人应当是一种必要的设置，除被告人自己聘请的外，国家应当为无力聘请者提供律师。如美国的公设辩护人（P

blicDefender）制度。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设立普遍的法律援助制度，有辩护人参与的庭审不到一半。［8］［8］由于大部分案件没有辩护人，使得交叉询问难以有效展开。这类属于庭审技术的基础和外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庭审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此外，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也是建立合理有效的人证调查制度的前提，因为必要的庭前准备，包括知悉相关证据情况包括庭审中的拟调查对象在庭前的陈述（供述），才能在法庭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询问和质询。

根据以上分析，似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意见：第一，需要改造中国证据调查的外部制度因素，同时增强其相关的支持条件。也许，相对于庭审调查的程序与技术，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问题。第二，由于制度背景与实际条件的制约，中国目前刑事庭审的人证调查难以充分实现程序正当性与技术合理性的要求，我们只能在给定条件的限制下，力求相对合理地进行庭审调查的制度安排和操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