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侦查监督的范围不明确、内容不完善。

其一，侦查监督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起诉环节有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职责。现有的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侦查监督，强调更多的是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而没有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

其二，侦查监督的法律效果不具体。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将检察机关所提纠正意见和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情况通知检察机关，而未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者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法律后果，使得纠正侦查违法软弱无力。

其三，一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没有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如提前介入的一些可行性做法。

其四，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引导、指挥侦查权。具体表现为：第一，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补充侦查时有调动公安机关的刑警协助侦查的权力;第二，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随时调阅案件材料权和随时亲临现场监督权;第三，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命令知道案情的刑警出庭作证权。

(二)从司法上看，我国现行侦查监督体系不健全，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

现行侦查监督体系的缺陷表现在：

一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既行使侦查监督职能，又行使立案监督职能，不利于集中精力开展侦查监督工作。因为，如果某一案件是通过立案监督而进入刑事诉讼轨道，该立案监督者在侦查监督中就有可能先入为主，对侦查活动中为获取有罪证据的某些违法行为予以放纵，从而有损司法公正;

二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等部门在开展监督工作中各自为战，缺少沟通，没有形成体系，相互脱节的问题比较普遍;

三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对部分侦查机制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公安机关大力推广侦审合一改革，旨在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诉讼效率，而检察机关认为这项改革措施与刑诉法第九十条的规定相冲突，不予支持;

四是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现行侦查监督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检察机关反映，也大多因时过境迁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

五是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以及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这种“完全独立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很难深入侦查活动中，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