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改革是“饥不择食”。吃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改？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改革基本停止。”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框架已经建立，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但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长期构想没有完全实现。农村家庭人口发生变化后，土地是否流转，是自产出承包到户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农民觉得这不公平。我们家有很多孩子。如果我们娶媳妇，老人就走了，女儿就嫁出去了。土地会移动吗？”第二，我国土地流转更加滞后。

“邓小平南巡后，工业化、城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村劳动力生机勃勃，蓄势待发，人民群众正在向上攀登。已经有2亿多人外出。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离开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行动，其他资源就走不了多远。人们住在城市的地下室里。他们的房子空了，地上也空了。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两端的资源。”如果农民有房子和土地，房子和土地可以转让吗？难点在于现行的征地制度。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一项“半拉子工程”。最早进入市场的土地大多是农村土地。”在立法时，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不是只有国有土地才能转让。但该部门立法时，只有国有土地流转有暂行规定，农村土地流转只有7个省，有省级地方性规定，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保护。最终，只有国有土地可以管理，政府可以同时取得土地并出售。”

“这不是没有效果的。城市的美丽基础是土地征用。然而，累积的矛盾是政府直接冲入市场，负成本在增加。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区和一个非常大的债务，所有这些都与这个系统有关。但是，如果你想触及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你几乎无法触及它。”

要使市场运转起来，就要把确权放在前面，看确权之后的流通权。他以中国古代契约为例说：“首先要有契约，就是房产证和土地证。城里人都有房产证。为什么农村那么多房子没有房产证？本证书是保护您的财产权利边界的权威。根据您的意愿，配置市场价格信号。先有合同，再有协议。这就是市场经济。”

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渐进式改革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除了财政力量帮助农民，更重要的是市场本身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市场的力量动员农民去冒险，因为房子可以抵押，为下一步的活动找到资金。这些机遇要在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逐步准备，以推进我国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