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但国家立法机关尚未制定专门的农村征收补偿法来调整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涉及征收补偿，但对农民房屋等私有财产的补偿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在目前处理农民私有财产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法律涉及这一问题外，主要是指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对农民私有财产进行干预和处罚征地过程中涉及的农民私有财产。在征收与补偿过程中，政府行政行为缺乏法律边界，农民获得公平补偿的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在法治社会，公权力对私权的制约和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进行。征收补偿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制约和干预。由于法律的缺位，政府行为缺乏法律边界，行政权力过大干预私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征地补偿法律关系中，各级政府整合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裁判者、处罚机关等多重身份，使得公平补偿权至少在法律和程序上受到了不正当的限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权力层层下放，补偿标准毫无根据、随意性强。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对征地补偿安置补助有明确规定，并有具体计算标准。然而，农民的私有产权却被忽视或放任，甚至没有独立的住房概念。住房仅包含在“附件”中。

在实施过程中，一些省级授权机构依法制定了补偿标准，如上海、北京等地。但是，一些被授权的省级组织并没有制定相关的补偿标准，而是将这一权力再次下放给了下级政府。如1999年12月10日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中，地上附着物和苗木的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根据《立法法》第十条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的目的和范围行使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权力下放给其他机关。由于权力下放，征地补偿工作秩序混乱。无权制定补偿标准的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等形式对农民私有财产进行处罚。由于缺乏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法律界定和规定，一些地方签订了镇政府与村组的土地征收协议。在协议中，不仅对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进行了处置，还对农民的房地产、林木、苗木等私有财产进行了“一揽子”处置。这种协议的非法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征地制度，实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同时，在征用补偿关系中，农民是房屋等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这部分财产的补偿协议应当由农民与征用地签订，未经农民授权，村组不得代理。根据现行诉讼法的精神，被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就征收补偿有关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一些地方，镇党委、镇政府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和人大代表在拆迁、征用、补偿标准等问题上不得有异议。接下来就是强拆。目前，行政法规和规章的适用范围是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但对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没有规定。长期以来，一直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进行处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在所有权、性质、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存在一些难题。因此，为了加快农村建设的发展，规范征收补偿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