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浮动汇率难以改变，美元独大地位有望被改写

危机带来变化，11月15日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上，世界期待关于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的讨论。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何种变革?就此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访问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

《第一财经日报》：在金融危机之下，目前国际上很多声音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有人甚至憧憬11月15日华盛顿召开的G20会议是另一场布雷顿森林会议。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变革，中国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国际讨论?

余永定：在美国金融危机仍在发展、世界经济正在步入衰退之际，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灭火，而不是高谈阔论，未来的蓝图不是当务之急，中国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而不是空谈。中国应该把真正的精力放在当下的事情，很多事情以后再谈。

比如，中国现在觉得外汇储备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和机构债，这是有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再投资风险，甚至违约风险的。当然，对于这些风险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夸大。但是，两房一度濒临破产，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曾经命悬一线也是事实。在美国国内，不少人反对保尔森接管两房。美国必须保证中国外汇资产(主要是国债、机构债)的安全。此外，对受危机严重冲击国家的救援方式等也是现实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设计固然重要。中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星期、这个月、今年的事。

《第一财经日报》：支持变革的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会冲击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就是不受约束的美元体制，因此需要改革或重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余永定：这种观点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从原则到实际，中间存在许多环节。因果关系链条是相当长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变革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合理的经济金融秩序，已经谈了30多年了。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支柱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什么变化。欧元区的建立、欧洲货币的使用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大变化。东亚的清迈协议也是一个重要发展。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是要靠实力的。这种实力不仅仅是经济的、金融的，而且是政治的、军事的。如果危机之后美国恢复了实力，其他国家还是像当前这样，实力的对比将决定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并不会有革命性的变革。欧洲之所以现在提改革，是因为美国经济有麻烦了，如果欧洲经济今后自己都有问题了，全球经济都有问题了，如何能改变美元的地位?但是，要求改变国际金融秩序，是合理的、必要的。提出这种要求在政治上就会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财经日报》：比如，布朗、特里谢等人，呼吁约束美元的货币发行，甚至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美元的货币发行是靠黄金来约束的。请问在当前的金融形势之下，欧洲的思路中可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来约束美元的货币发行?

余永定：黄金起不了这种角色，如果黄金能够的话，就不会有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70年代法国许多人曾再次提出过回归黄金本位，但当时国际上基本是没有人理。至于欧洲设想的对美元的货币发行约束，怎么约束，我们可以等欧洲人提如何来约束。在美国一国独大、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无法采取统一行动、东亚还刚刚婴儿学步的时候，我看不出大家有什么能力约束伯南克和保尔森。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国际货币有三个特点，一是核心货币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法币;二是美元几乎占据了当前国际货币的核心和垄断地位;三是各国货币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浮动汇率为主。你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今后会在哪个方面可能有改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上，以前可兑换的是黄金等贵金属，但这方面我看不出回归的可能，金本位、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在历史上已经推行过，但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或最终失败了。第三个问题，浮动汇率体系我认为也是很难改变，固定汇率如果能够执行的话是很好的，但是各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除非有个全球中央银行或区域中央银行，全球或区域固定汇率根本执行不了。

可能改变会出现在第二个问题上，就是美元独大地位的改变，有更多的货币，包括中国的人民币，来部分承担国际货币职能。

《第一财经日报》：三个方面中，两个方面很难改变，一个方面是补充性改变，就是说，你理解的当前国际上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不会出现根本性、方向性、革命性变革?

余永定：是，很难出现这种根本性的改变。至少是现在看不出来，只有等待次贷危机尘埃落定之后。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货币体系变革的方向，欧元之父蒙代尔有一个提议，就是世界需要一个统一货币、单一货币，即以美元、欧元、日元为基础，先建立某种挂钩机制，然后像创造欧元一样创造出一个世界货币来。

余永定：欧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欧元在形成之前，各国货币是联系汇率机制，相对固定，后来就一体化了。如果按照蒙代尔的思路，那么首先要的是创建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相对固定的汇率联系机制，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本的贸易顺差，还有利息率高低，美元如何跟日元固定呢?过去十年间日元对美元从140∶1到76∶1都有，欧元对美元也是，根本没法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这是做不到的。

另外，形成一个世界货币的思路，更多是乌托邦式的想法，根本不用考虑，怎么可能有一个世界货币，只有一个中央银行，这是不可能的，绝对的乌托邦。

欧元的成立，是欧洲一些国家牺牲一些货币主权，形成世界货币要冲击所有国家的部分货币主权，达成这种共识是不可能的。

《第一财经日报》：蒙代尔认为，危机会促进人们达成改革的共识。

余永定：这种方向的改革需要牺牲，我认为谁也不会牺牲。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我们要再次强调一点，是政治家在谈，企业界、银行界没有在谈，我们得看实业界、金融界怎么想。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的角色呢?

余永定：在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过程中，人民币要努力发挥作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具体推进上，一是推进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二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行。三是发放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但是中国当前由于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原因，还不能完全消除资本管制，因此这也只能有限地进行，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实际上中国也在做这种事情，就是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货币国际化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坏处，暴露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中。国际上对人民币积累得多了，大量借你的货币，大量抛，再买回来，对货币汇率造成冲击。港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但港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是香港货币当局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能够成功抵御国际资本袭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