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阐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些基本概念，对Tiebot假说作出分析，通过可变的资本供给、多种税收工具和外国所有权三个视角拓展了税收竞争理论。

[关键词]税收税收竞争外部性

国际税收竞争是指不合作的独立政府通过设定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率，运用多种税收工具安排对国民税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本国要素积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行为。各国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收优惠等方式，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吸引国际流动资本、劳动力等流动性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各国政府间以税收为载体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税制改革，是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各国在税制改革中的共同特征;90年代中后期通过减税以刺激投资，从而增加供给一直是税收竞争的主旋律，减税的核心思想或目的是通过减税扩大税基，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给减税创造了空间，奠定了扩大税基的物质基础。

较早的理论预言地区间对稀缺资本的竞争会使税收和支出降低到最佳水平之下，后来的文献精练了税收竞争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模型预言当竞争强化时税收有可能会上升。此外，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支文献赞同税收竞争，因为它可以被看作对政府官员寻租行为的约束。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政策的变化之一是许多国家的外汇法规的自由化和鼓励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改善了资源的全球配置，因此使消费者和厂商在低的价格下有更多的选择。然而，资本的流动性也引起了对资源的竞争，尤为关注的是对国际流动税基比如资本的竞争。在政策制定者间的一个担忧是开放会限制征税的范围和在公民间的收入再分配能力，以及限制公共品的提供。换句话说，如果地区间竞争吸引流动资本，如此竞争的结果会是税率和公共支出的减少，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按照他们国家的最大利益行动，税收竞争也是有害的，因为竞争产生的财政外部性会导致无效的低水平公共品的供给。

对税收竞争的一个不同观点是来自公共选择文献，其认为税收竞争通过减少政府不经济的开支可能会有利于国家和增进福利。这类文献认为官僚主义者和政治家们是寻租者而不是专注于最大化投票者的福利。如果政府官员从他们控制的预算中个人受益，他们就有动机从事超出合意水平的福利膨胀行动，在许多国家存在充分的证据表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如对腐败和把政府资金据为己有的起诉和定罪的数量所表明。

众所周知的术语用脚投票起源于第一个税收竞争模型，可以追溯到Tiebot(1956)。他的模型考查了地区间对流动家庭的竞争，Tiebot假说是指，家庭根据他们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综合的偏好而选择他们自己所在的管辖区域，随之发生的均衡是，当中央集权不使任何人情形变坏时就不能在管辖区域间重新分配家庭户的情况下，公共品的提供是有效率的。这要求有足够大的管辖区域数以供每个个体去找到他偏好的税收支出综合，Tiebot模型可以容易扩展为一个模型，在该模型里地区间相互竞争吸引流动的厂商，税率反映了为厂商提供公共投资品的成本。如Tiebot模型所示，当提供公共投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税收竞争导致有效率的结果。

Tiebot假说已经被质疑，不只是因为它依赖许多严格的假设，其中假设之一是政府能够从每个居民征收非扭曲性的人头税等于提供他或她偏好的公共品水平的成本。其它潜在的假设是公共品的提供不存在规模经济，还有大量的管辖区域以获得有效的个体分类。在Tiebot模型中，厂商的引入要求非扭曲性税收的利用，一次性的税收对厂商的有效区位是必须的等等。而事实上，资本税是低效率的，并且Tiebot模型要求的分类机制是不适当的，从Tiebot模型的理想化设置出发意味者，吸引流动资本的竞争导致了国家间的财政外部性，这是现代税收竞争模型分析的核心。

早期的文献考虑一个有许多同样地区的国家接纳竞争性厂商，厂商们通过一个总量固定的流动资本和供给固定的非流动要素生产单一产品，后者可以被解释为土地或劳动力，可以产生纯利润。假定每个地区的公共品的供给完全由对边界内使用的资本的征税(从源税)而负担经费，税收政策会影响世界资本存量的分布。一个基本观点是，一个地区的资本税率的上升通过增加其它地区的资本供给和收人有益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一个地区的税收增加引起对其它地区的正的外部性，然而，由于每个地区的政府仅仅关注自己居民的福利而忽视这些外部性，最后的结果是税收设置太低导致低的公共品供给，也就是说，所有地区同时在税率上有一个少量的上升会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和福利。

可变的资本供给：一个对标准模型较为吸引的修改是允许资本的世界存量在供给上是可变的，因为资本的征税会潜在地对家庭的储蓄行为有一个有害的影响。确实，允许一个内生的资本供给有减少资本数量的效应，资本会从提高税率的国家流出。这种结果是产生的财政外部性显著地少于资本固定供给的假设下，然而，财政外部性仍然存在通过税率和公共支出的减少导致不经济的税收竞争。

多种税收工具：现实当中，政府有多个税收工具可供支配，允许一种对不流动要素的税收和假定它能为公共品的提供来筹资就能消除下面的问题，税收实质上是总税收并意味着各地对资本的零税收，如上所述，总赋税是不可行的，更为现实的假定是由不流动但有弹性供给的劳动和流动资本来生产产品。由于在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中，资本的供给是无限弹性的，而劳动供给的弹性是有限的，最优的政策是对资本设置零税收而从劳动所得中征收全部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间将设置太低的税率得到太少的税收收入。此运转机制在一个国家里劳动所得税的上升会减少国内劳动的供给和对资本的需求，从其它地区的可用资本数量增加会提升劳动的生产率和增加劳动的供给。这种正外部性意味所有国家通过共同的劳动所得税收的增加而变好，而这种协调努力的缺乏意味着对资本和劳动的税率太低和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外国所有权：对标准模型的另一个修改是允许厂商由外国人所有，这等于假定固定要素的回报被国内和外国居民所共享。由于资本税来自固定要素的回报，税收就由外国和本国居民所共同负担，这会产生税收出口效应。如果固定要素的回报独自被外国人所得，对税收出口的激励会促使地区间增加他们的税率而去获得出自外国人的全部回报。现实中存在本国与外国所有权的混和，意味者允许外国人得到固定要素的部分回报会压抑对资本竞争的动机，税收竞争是有害的观念仍然保持不变。

近些年来，税收竞争的模型已经能够整合更多真实生活的特征，相应地使得预知税收竞争的结果变得不那么直截了当，一个好的例子是学术研究中承认公共部门也会提供公共投入品，公共投入品对公司的绩效有一个正的效应和抑制税收竞争的效应，此外，从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分支得到鼓舞人的信息，税收竞争也可能增加福利，在这些模型里，对再选的关注和竞争的力量使得政府官员提供公共品包裹能较好适应投票人的偏好，因此，一个文献的合理评估是按其对税收竞争的观点分类，税收也许会下降，但它不总是一个到底的竞赛，当政府最大化他们自己公民的福利时，税率的下降也不总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