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主体

拒不执行裁判罪是一种特殊主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四、五条的规定，有以下三种：

①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即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规定的曾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自然人。

②被执行人是单位的，追究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些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本罪的主体。

③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妨碍执行和拒不执行的行为人。

这种人，因其不是被执行人，而是案外人教唆被执行人或与被执行人事先通谋策划，事后共同参与并实施了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的行为的，应认定为共犯。

犯罪客体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审判机关裁判和执行的权威。人民法院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所作出的裁判一经生效就具有强制力，负有履行义务和协助执行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直接损害人民法院裁判和执行的严肃性，严重影响了法院裁判权威和执行权威，在破坏了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同时;间接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已经生效，必须执行，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而故意拒不执行，希望通过拒不执行的犯罪行为，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无法得到执行，以满足自己或单位的非法利益。

客观方面

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其情节严重。“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实施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罪名不够严谨

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宣传不到位，很多人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有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以及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等拒不执行的，构不成犯罪，其实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对象作了扩大的立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这一规定虽然解决了理论上的纷争，但是罪名并没有能够予以修改，造成了许多当事人认识上的误区。另外，该罪名也没能反映出犯罪的本质，罪状描述也不够精确。

原审当事人疑惑多

最高院《解释》中的第八条规定，“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按照此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商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的审理和执行中，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犯罪的，均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案件移送后被国家侦查机关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民商、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变为了刑事案件。这种诉讼主体的更替是案件当事人始料不及的，原本是一般的民商、行政、或刑事附带民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他们的权利义务到此变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旦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立案后难以查证处理，就会给原审的当事人带来较多的疑惑与茫然。最高院《解释》第八条规定，“……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若是甲地法院审判的案件到乙地执行(或委托乙地法院执行)，执行中乙地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基本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原案件审判在甲地，违法犯罪事实却在乙地，此案件按规定应该移送到乙地公安机关管辖，乙地的公安机关审查立案后，为了查清案件或财产情况，能否到甲地去侦查?原审案件的当事法院又该以什么身份为侦查机关提供情况，又该由哪个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哪个法院审理判决呢?这都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一个案件从审理到执行，是因为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的行为造成的，若在办理“拒执罪”中有侦察机关介入、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提前介入，不仅给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使其有更多机会设置障碍隐匿转移财产，而且增加了诉讼成本，增大了执行难度。最终有可能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法定刑过轻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本条明确了在刑事处罚中，法定刑为两种(自由刑、财产刑)。从司法实践分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刑期太低。在刑事审判中，罪刑相当是刑事处罚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现实中，有人偷了1000元被判刑，有人欠了20000元多年不执行判决而逍遥法外，这就让人对法律产生了怀疑。实践中，在此类犯罪处罚的立法设置上，没有分别案情，统归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也有显失公平之处。如不划分诉讼标的大小，就有可能造成同案不同标的同判的现象;二是罚金不明。财产刑的适用，目的是犯罪人受到财产上的应得处罚，但《刑法》中也只是笼统作了处罚规定，既没有参照原诉讼标的给予罚金，也没有按照犯罪人的犯罪情节给予相应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