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东莞共确诊92名职业病患者，却仅有一名患者所在的企业有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根据该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这几年来，东莞的职业病事件有98.63%发生在未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的企业。

按照国家法规，如果在生产中，有涉及职业病危害隐患的，需要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据东莞市卫生局近日公布的数据，目前东莞仅有6106家企业申报。正如官员所说：东莞的企业数万家，有职业危害的企业肯定不只这个数，漏网之鱼比网内之鱼要多得多。

这被舆论概括为98%职业病人所在企业违规，而这样的数据揭示的现实就是职业病群体的维权困境。事实上，东莞仅有6106家企业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在笔者看来，恰恰折射了维权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监管不力，职业病鉴定机构存在监管缺失。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和一时的政绩，对企业安全生产缺乏必要的监管，漠视甚至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以损害职工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地经济的发展。加上由于职业病有数年的潜伏期，不少职工往往是在数年后才发病，而跨地区的职业病事件调查往往遭遇地方保护，因而阻力重重。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目前职业病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根据法律规定，要想确诊是否患有职业病，需要到当地职业病鉴定机构做诊断，但确诊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个人以往的工作史和单位的职业安全、卫生情况，鉴定机构才能出具证明。而这对于追求利益的用人单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自证其罪的。

东莞98%职业病人所在企业违规，更表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很多存在有毒有害工种的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实行短期行为，轮换用工，反复换人，这种用工制度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的用工制度大大加重了职业病的危害。用这样的手段来降低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成本，也以此逃避法律责任。外出务工人员往往是这种用工制度的承受者，这也使得他们患上职业病，很难找到直接责任方而维权艰难。

职工维权意识的缺席，也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因素。当下，不少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往往只能被动地选择职业，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为了养家糊口，无法顾惜自己的身体，有的甚至不敢进行健康检查，害怕得了职业病而被老板辞退，失去挣钱的机会。经济贫困导致了健康贫困，而健康贫困又加剧了经济贫困，走进了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这种隐患，不仅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埋下了定时炸弹，而且给维权工作留下了重大难题。

近年我国职业病发病率呈上升状态，据一些省市统计,如四川省有职业病患者26848例，2002-2005年新增职业病患者2260例，主要是尘肺和铅、锰、苯中毒。这些职业病受害人群主要集中在外出打工人员，即农民工身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职业病统计要经过严格的诊断、鉴定程序，没有进入正规程序统计的职业病患者还有不少。

劳动保护权的基础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劳动保护权是最基本人权的体现。卫生部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接触职业危害人数和职业病患者累计病例数,均属世界首位。如不采取措施，今后10来年，我国职业病发病将进入高发期。因此，在笔者看来，98%职业病人所在企业违规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隐喻：职业病所产生的权利贫困陷阱随时可能成为社会的风险隐患。因此，警惕职业病群体维权面临的法律不健全、职业病鉴定机构监管缺失等困境，在笔者看来，就是整个社会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