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威的故事

当加威（Javid）怯生生地出现在宁波海事法院，甚至“未语泪先流”时，法官顾雅琴无法不表示她的同情：“一个大男人，如果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不至于如此。”

这个巴基斯坦男人在“中国小商品之都”经营着他的生意——采购小商品并托运回自己的国家。最近，他的一份提单（从巴基斯坦港口提取货物的凭证）被宁波的一家货运代理公司扣押了，原因是这家公司一直没有收到义乌一家上级代理公司的运费。

类似的“加威案”正在宁波、义乌频繁上演。2006年全年，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强制令案件”达80多起；2007年后，此类案件呈现明显增多趋势，自去年12月下旬至2007年2月上旬的仅40多天内，宁波海事法院合计受理“海事强制令案件”近20起。前后近100起案件涉及外商60家，涉及一级货代企业30多家，涉案贸易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涉案运费总金额超过千万元。

去年，加威受委托采购了一批陶器、生活用具、工艺品等小商品。为了运输这批货物，他一直通过深圳快顺通国际货代义乌分公司托运货物，再由这家公司委托给上海帝运国际货代宁波分公司具体承运，货物在宁波装船出海。“每个集装箱，我付给义乌的代理公司1800美元或者1900美元，高的时候2000美元或者2100美元，然后，他们会帮我解决从装箱开始的所有问题。”

在此之前，这种操作方式一直运作得非常顺利，但是没想到这批货出了意外。原本，在从义乌发货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提单就应该到达巴基斯坦的收货方手中，但三个星期过去了，这箱货的提单仍然不见踪影。

加威开始满义乌找寻这家一度合作良好的货代公司，但是那张曾经和善的面孔已经“人间蒸发”。

走投无路的加威正式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负责承运的帝运宁波分公司必须交出提单，加威向法院出示了他已经向快顺通支付了有关运费的证明。

事情最终有了一个令加威满意的结果。由宁波海事法院出面，在加威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之后，帝运宁波分公司交还了这份提单。一个月后，加威又从宁波海事法院取回了他的押金。

不过，加威至今仍不十分不清楚，帝运宁波分公司为什么要扣押他的提单，他只听说“义乌的公司好像欠了宁波公司的钱”，“但我的钱都已经付清了。”加威说。在发生“提单扣押”事件之前，加威从来没有、也不必和帝运宁波分公司接触，虽然，帝运才是加威的货物的“真正承运人”。

加威是幸运的，他的经验也正在适用于其它“被货代公司扣押提单”的货主：“申请海事强制令”，强行拿回提单。“海事强制令”的出发点在于，在解决争端之前，避免“被请求方”（此处指“帝运宁波分公司”）对货主（此处指“加威”）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

“加威案”涉及在义乌采购的国外货主、义乌当地的中间货代公司和宁波的一级国际货代公司，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委屈的“被告”

交还提单后，那些一级货代公司们拿回运费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这些公司之所以扣押提单，是因为那些从货主那里揽货、然后再委托他们运输的上级货代公司们，已经拖欠了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运费。而且，这些中间货代，要么人间蒸发了，要么就是“你偶尔能够打通他的电话，他也承认有这笔账，但就是没钱还”。

宁波场订购，而出口时，因为我国外贸体制的原因，它必须要挂一个出口单位才能出去。”

对加威们来说，本地代理因此必不可少，不管是采购、外贸、还是货运，但代理的质量却并不能得到保证。“许多外商既不看营业执照，也不审核注册资金。甚至，有人冒充其它公司的业务员，拿一张名片就可以做生意了”。而且，义乌当地的小货代公司有的也不直接与宁波的一级货代发生关系，中间还有多手的代理，多层的环节。

这就为那些并不具备资质的“货代”提供了一个温床。事实证明，那些之后导致货代链断裂的中间货代，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把资金挪作它用了，比如“炒炒房子，导致银根出现问题”，有些则是完全的“骗案”。“骗案”中的中间货代公司，往往“注册资金少”，其法定代表人也常常是一个“找不到的外地人”；胡建新说：“就算你找到这个公司，也拿不到钱。”

而义乌地区对现金交易的偏好，则是另一个便利条件。一方面，这为那些意图不轨的中间货代从货主手中圈钱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一些外商“交了钱，最后连证据都拿不出来”。

这些义乌“习惯”，最终孕育了一条“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宁波港”，“从外商货主到一级货代”，“从简单到复杂”的层层叠叠的货代链。但当分居两端、素未谋面的“货主”和“一级货代”相聚时，地点却是在宁波海事法院，他们之间最初的牵线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市场是你们自己做的，风险你们要自己承担。”这是宁波海事法院的态度，现实的建议是：“人家几十个集装箱一起过来时，最好几家一起做，就算亏了，也可以分摊风险。要注意交易安全，特别是义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