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信用卡诈骗罪主要是对犯罪分子本人进行的刑事处罚，不会影响子女。

一、信用卡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如下特征：

犯罪主体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犯罪主体中存在以下问题：

1、单位能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对此学界存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信用卡存在使用额的限制，单位不必冒此风险去诈骗如此小的数额的财物。肯定说认为，单位持卡人在单位意志下可以实施恶意透支等信用卡诈骗行为，且实践中已发生了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案件。我们认为，单位可以也应当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

（1）按照发行对象，信用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单位既然可以作为合法持卡人和使用人，当然能够实施如恶意透支此类的诈骗活动。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的允许透支额（无论是单笔透支额还是月透支额）都比个人要大，如果单位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恶意透支，数额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对单位处罚却缺乏法律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2）根据刑法177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主体，单位为实施信用卡诈骗而伪造信用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规定单位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就只能就手段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追究目的行为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牵连犯的构成原则。

（3）刑事立法应具有协调性，与其性质类似的信用证诈骗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而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立法上明显不协调。

为此，我们建议，刑法在修订时，应规定该罪既可以由单位构成，也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不过，在修订之前，只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是否仅限于合法持卡人？

有观点认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主体既可以是持卡人，也可以是持卡人以外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只能由持卡人构成。对恶意透支行为主体的观点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对此，我们意见是这两种行为主体只能是持卡人本人，持卡人以外的人除共同犯罪外均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对作废的信用卡，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信用卡作废，其他人（相对于持卡人）如果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在其确实不知是作废的信用卡时定罪处罚，就可能违背了主客观一致的刑法原则。行为人在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时，无论其是否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恶意透支是相对于善意透支而言的。善意透支是信用卡得以存在和运作的制度基础，恶意透支是基于非法占有为目的对透支权利的滥用，行为性质则完成了从私法上违约行为到公法上的犯罪行为的转变，二者具有主体的同一性。其他人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持信用卡消费或者提取现金，都谈不上是透支行为，而是直接的诈骗活动。

恶意透支主体是否包括“骗领信用卡人”？有人认为，要对“骗领信用卡人”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假如把骗领信用卡可分为善意的骗领和恶意的骗领，二者的区别在于领取信用卡时是否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是手续上的不完善进行骗领的，行为人在领取后，如果遵循信用卡管理办法和章程的规定正当使用信用卡的，可以称为“善意的骗领人”，如果为了实施诈骗活动而骗领的可称为“恶意骗领人”。“恶意骗领人”以犯罪为目的当然谈不上透支问题，故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善意的骗领人”如果按照信用卡业务管理规定行事，则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其一旦实施了恶意透支，应推定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时，我们又如何界定其领取信用卡时有无犯罪意图。因此，骗领人从犯罪主体角度分为善意还是恶意缺乏实际意义。正因如此，我们认为骗领人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要件

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需要指出，刑法在修订后，该罪的罪状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而在其它类型的诈骗罪中却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如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处理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分歧。有人认为应当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刑法明文规定目的的，该目的为必备构成要件，否则，就不是必备要件。

我们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都是其必备要件。诈骗犯罪是一种贪财性犯罪，行为本身就暗含了非法占有目的，无论是否明文规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刑法上的规定，不应引起分歧，凡是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都有对应的合法行为，如，集资诈骗罪对应合法的集资行为，合同诈骗罪对应正常的合同纠纷，包括本罪中的恶意透支对应善意透支，刑法正是为了将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正确区分，立法技术上才作如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