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

按照两高《解释》，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在检察机关立案前，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的情形，根据其交待的主动性与否，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两高《解释》第7条规定)。即行贿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前，向有关机关或有关个人如实承认和供述自己实施了行贿犯罪，并将自己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裁判。主动交待，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交待的主动性，即出于行贿人本人的自觉意愿，是行贿人的自主选择，而非外因的强迫意志；二是供述的真实性，即如实交待全部行贿行为。具体而言，是指行贿人在其行贿犯罪事实或其本人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办案机关、所在单位、有关组织或负责人员投案并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

行贿人在被检察机关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本身就具备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一般自首条件，行贿人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同时，由于行受贿犯罪行为隐蔽，取证困难，为了鼓励行贿人交待犯罪行为，加大对受贿犯罪的发现和打击力度，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又规定了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刑法第390条第2款属于特别条款，且处罚较之第67条第1款更为轻缓，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条竞合之适用规则，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原则，对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直接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

(2)行贿人在被追诉前被动交待行贿行为。即刑事立案前，在办案机关对行贿人进行调查谈话、采取调查措施期间，行贿人迫于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证据交待行贿行为。此种情况，两高《解释》并没有专门规定，但是实务中也常有发生，也有必要厘清。此时，行贿人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缺乏到案的主动性，不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只能适用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二)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

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根据其被追诉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行贿人因其行贿行为被追诉(两高《解释》第8条规定)。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没有交待或拒不交待其行贿行为，检察机关根据已掌握的事实证据，对其实施立案侦查，在此之后，行贿人如实交待其行贿行为。此时，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如果行贿人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2)行贿人因其他犯罪被追诉。即行贿人因涉嫌行贿以外的其他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后，又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同样，两高《解释》也未对此种情况作出专门规定。一般认为，由于行贿人供述的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自首。

在此种情况下，对行贿人仍然可以适用处罚较轻的刑法第390条第2款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的规定。因为，尽管行贿人因其他犯罪已经被追诉，但相对于其所犯的行贿罪行而言，司法机关并不知晓，更未对其行贿行为予以刑事立案。行贿人在此情况下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同样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为检察机关侦破受贿犯罪提供有力的证据，符合刑法第390条第2款设置的立法目的，行贿人成立特别自首，对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如何认定。

自首与立功的重要区别在于：自首揭发交待是自己的犯罪行为，立功揭发交待的则是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谓他人的犯罪行为，不仅排除了揭发人本人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排除了与揭发人本人犯罪相关联的犯罪行为。

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一方的犯罪行为以对方的犯罪行为为构成要件，或者多人实施同一目标的共同犯罪行为。前者被称之为对合犯，后者被称之为平行犯，都是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行受贿犯罪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对合犯，二者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尽管罪名与法定刑均不相同，但是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行贿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涉及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行为。如实交待与自己行贿犯罪相关联的他人的受贿犯罪，是行贿人如实交待其罪行的应有之义，也是其交待的具体内容。因此，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其行为性质仍然属于自首，不能认定为立功。

依据两高《解释》第7条和第9条规定，分别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行贿人只有揭发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行为，既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也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方可认定为立功，适用刑法第68条的规定，视情形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