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0年代初，台湾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职业灾变、厂矿灾变发生非常频繁，《矿场安全法》、《劳工安全卫生法》便应运而生。《劳动基准法》的基本规格原已于当时草就，但由于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直到十年后的1984年才制颁。由于与原有《工厂法》的保护水准相去不远，在当时对台湾劳资关系的影响有限。但是，随着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尤其是到1987年解严后，两者加乘作用，唤醒劳工的权利意识，其法律效果才体现出来。跟中国大陆一样，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工问题和环保问题相当突出，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议程，相当程度都是环绕这两个主题而展开。台湾有两次政治协商，即“国发会”和“经发会”，也是就这些主题藉由政治的妥协，据以调整相关制度。参与的人员跟中国大陆一样，由政党主导，劳资政三方组成。从这些方面来看，台湾制定《劳动基准法》当时的大环境与大陆的发展情况有类似之处。

最近，我注意到中国大陆政府大力推展的宏观调控政策，具体效果也逐渐显现：比如会期这两天，联想购并了IBM的个人计算机事业部门，效率与品质的追求相当明显；对外贸易额上升的资料公布，明显看出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贡献。这种控制量的扩张与增进质的提升的宏观调控政策，换言之，可以说缓和了制造劳工问题的速度。因此，相对的带给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迎头赶上的时间，提供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解决问题的空间，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时机。这里，我想就这两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提供几个观察的角度与大家交换意见。

第一、法律体系的问题。比较中国大陆的《劳动法》与台湾的《劳动基准法》，在法律体系的架构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大陆的《劳动法》界于《宪法》和普通法律之间，属于基本法质；而台湾的《劳动基准法》是专就劳动条件最低基准制定出来的法律，许多规定都比较详细具体。前者就好像是个都市（或社区）计画，有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也有保留地，具有体系性和开展性；后者对象是个大厦建筑设计，具有针对性和限定性。因此，目前大陆劳动立法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将原本尝试性与暂时性的行政命令，加以法制化。无论是《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或是《社会保障法》的制定，均是《劳动法》基本法体系的充实和完善，而非抵销或冲突。

第二、法律修正的问题。从最极端的法理来说，法律通过的当时就落伍了，因为所反映的民意已经过去，因此法律有随时修正的必要。但从法律变化的实证观察，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易变或变化较慢的法律，如《婚姻法》对于传统家庭价值的维护，很难接受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一类是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法律，应该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规范经贸活动的法律，而大部分的《劳动法》靠近后者。立法要有立法计画，而修法也要有法律调整计画，就如同有预算也要有决算和审计一般。法律的审计是法律实施绩效的感知器，要在掌握世界法律潮流、学理和理念发展的前提下，定期对法律的适用情形进行检讨，做为推动法律进步的客观依据。最近，大陆农民工问题和煤矿灾难都使我们产生加快立法的急迫思想，但如果不是从生理上找到制度成长的方向，仅仅是在病理上解决眼前问题，立法行为就好像忙于救火的救火队员，沦为应急应变，而非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的人类工程。劳动问题有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的波动本质所造成的风险，如果事先作好准备，就会加大抗风险能力，预防及缓和经济风险对社会产生的冲击。台湾近年来已经存在这类立法修改的思考，但受制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惯性，仍难从健全社会的平衡思考来推动立法修法工作。

第三、《劳动法》平等理念问题。《劳动法》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平等。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过去，劳动关系的平等价值，主要考虑垂直的平等，即劳资间的平等关系；现在，应更多考虑水平的平等，即全球化后国与国间的平等、劳与劳间的平等、资与资间的平等关系。比如刚才贾老师提到的应用人类基因图谱在人事征选上所生的问题，本质上即是从水平的平等关系上考虑，是反歧视的问题。大陆劳动法制的发展，我建议要两者并重不能偏废。从台湾实施《就业服务法》、《两性工作平等法》的经验显示，忽视垂直平等关系，水平平等关系的促进极易落空。

最后，《劳动法》的实践仍不能脱离劳资关系发展模式的思考，大陆的《劳动法》是基本法的架构，但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是走协约模式还是走基准模式，未来应由大陆当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平衡决定。公正的劳资关系是以劳动条件的共同形成为目的，就像是亩水田，愈多活水灌溉，就愈健康丰沃。两岸在劳动法律成长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扮演主导角色。但官兵捉强盗的模式，绝不可能不要家户与社区的联防，未来如何将源源不断的活水引入劳资关系的日常运营，仍待吾人以长远的眼光悉心擘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