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资格有效性的途径和程度。所谓公示主义，是指公司应当以法律形式披露与交易有关的重要事实、业务和财产状况，使交易相对人为人所知，避免意外损害。所谓外部性，是指根据行为的出现来确定行为的效果。外部性的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

对于公司而言，股东资格是否存在，取决于其意愿的真实表达和认缴出资的行为；而对于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在与公司打交道时，通常是通过公司的外表特征来了解公司的情况和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因此不真实的外表特征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不容忽视。根据公示和外观原则，公司应当进行商业登记，其目的是产生公示效果，“即所有登记内容应当推定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而第三人依登记事项善意行事应具有效力”，因此，在确认股东资格时，既要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又要考虑公司的对外手续和公示登记。

2。公司维护的原则是确保公司作为一个健全的组织存在和发展。可以说，这是贯穿整个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公司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群体，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其法律关系也十分复杂。它的有效存在和健康运行是整个市场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确定股东资格时，应尽量保持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如果缺陷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允许它们是错误的。如果缺陷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它们就不容易失效。这也要求我们不应轻易否定股东资格，而应尽力予以肯定。

3。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与公司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的范畴，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属于公司制度的范畴。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股东对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但对债权人而言，只有公司自身的财产才能作为其债权的担保，而这些财产又依赖于由股东组成的管理机构来运作和处理。因此，与债权人相比，股东在公司财产上具有更多的优势。在确定股东身份时，要平衡各方利益，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和弱者的利益。要充分实现两大制度的功能，就必须平衡各方利益，既要维护交易制度，又要维护公司制度。自由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是强制性的，既有组织法的特点，又有行为法的特点。公司法的强制性体现了国家意志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究其原因，公司的设立不仅涉及创办人、内部股东或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公司外部第三人、相对人或债权人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些外部主体的利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必须执行《公司法》的一些制度和规则。同时，作为私法，公司法以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者修改一些法律规定。公司章程和当事人协议的规定可以排除法律的适用。股东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优先。因此，在股东身份认定中，应注意私法自由与公法执行的结合。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股东人数等都有一定的限制，如党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不得经营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得超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向等。在公司的设立和经营过程中，一些投资者可能基于一定的利益，通过规避法律来谋取经济利益。公司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行为不仅对公司内部产生影响，还可能对公司外部产生影响。因此，在确定股东资格时，应规范和惩治这些规避法律的行为，为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创造条件。股东资格标准股东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并将其记录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中的人。由此可见，股东资格的确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向公司出资或者认购公司股份；二是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上。前者是股东身份认定的必要要件，后者是股东身份认定的形式要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股东资格认定应考虑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它不能仅由一个基本要素或形式要素来决定。

就实质性要求而言，股东资格的取得必然以对公司的出资为基础，未出资者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公司作为资本企业，以股东出资为基础，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基本条件。股东资格的认定取决于股东是否向公司实际注资。实际的注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为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时，公司的注资由原股东完成，先注入的资本转为继承人注入的资本继承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