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疗事故，相关法律规定了悬殊巨大的赔偿标准。对此，我们应当调整思路，赋予赔偿请求人侵权归责的选择权。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对这一案件的判决，突破了《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过低、不能平等保护受害患者及近亲属合法权益的现状，对医疗事故赔偿采用人身损害赔偿一般标准确定赔偿责任，将受害患者作为人格平等的民事主体，平等保护其合法权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和《解释》赔偿标准的强烈反差

我们之所以如此评价这个案件的判决，其背景在于《条例》和《解释》赔偿标准存在强烈的反差。

2002年4月4日公布的《条例》对于医疗过失造成的医疗事故损害，规定了较低的赔偿标准，对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保护，而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解释》规定了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定的赔偿标准远远高于《条例》的规定。

实践中，鉴于《条例》是有效的行政法规，法院对医疗事故采用差别对待的政策，如果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不申请医疗事故鉴定而以医疗侵权或者医疗过错起诉的案件，则适用《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其适用差别显而易见，构成医疗事故较重的医疗损害，只能得到较低的赔偿，而损害没有那么严重的医疗过失或者医疗过错，则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这样的不公平，在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铁定的规则。这种严格执法的结果，就是对受害患者的不平等保护。

笔者认为，医疗机构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其因过失造成医疗事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是应该的。这是因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费用负担都是来源于全体患者的医疗收费。我国的医疗机构是事业单位，基本上是自收自支，其赔偿费用只能来源于医疗收费。如果让医疗机构负担过重的损害赔偿责任，超过其负担能力的部分，必然要转嫁到全体患者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医疗收费。美国的教训正是如此，医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不断攀高，就使医疗机构不断增加保险费，转而向患者大量收取医疗费用，最终结果是使大多数患者看不起病，受到更大的损害。

对此，笔者专门调查了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年进行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旨在控制社会医疗成本，不使患者增加过大的医疗费用负担，同时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使医疗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过大。但我国则走向了赔偿过低的极端，四级医疗事故仅仅是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条例》第四条)。再加上实践中存在医疗事故鉴定不公、鉴定人偏袒医疗机构等因素，有时医疗机构有过失被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一般情况下患者得到的现实赔偿很少，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更是少得可怜，因此人身损害赔偿是遭遇人身损害应当得到的赔偿，不应当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