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事纠纷方面有两种方式，一是民事诉讼，一是诉讼外调解，主要是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它符合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按照现行规定，人民调解的范围一般是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实践证明，这已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极应加以拓宽。我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般民事纠纷，诸如婚姻、家庭、析产、继承、赡养、扶养、抚育、债务、赔偿、房屋、宅基地、土地、山林、水利、承包、租赁、相邻、农机俱等；

（2）民事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纠纷，这种违法行为轻微，未违反治安管理，更未构成犯罪；

（3）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引起的纠纷。这类纠纷既不违法，也无权利义务争议；但却有很大危害性，极易激化和转化；

（4）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例如，侮辱、诽谤、损害名誉、虐待、干涉婚姻自由等。这些行为就其性质来说，当然属于刑事范畴；但由于情节显著轻微，法律也有特别规定，此类案件如果涉讼，人民法院也可调解。因此，如果当事人不自诉或者自诉后又撤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对之进行调解。

以上这些调解的对象，基本上是公民个人间的纠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增多，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公民之间的纠纷，也极需解决，亦可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拓宽人民调解范围，可以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事纠纷，减轻人民法院负担。从社会效益说，对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自愿合法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首先，具有合同效力。合同是公民、法人和准法人组织之间，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所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平等协商、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当然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而且还与一般合同不同，比一般合同真实合法。

其次，可经过公证证明具有强制执行力。凡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可向公证处申请公证。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真实合法，即可依法给予执行签证，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

第三，有条件地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直接法律效力。这是一种远景设想，也是人民调解组织应树立的远大理想和争取目标。众所周知，目前各类仲裁机构的裁决已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仲裁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决确定的义务，对方仲裁当事人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同属民间性、群众性组织，均无任何司法、行政权力，均须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故而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生效法律文书效力，具有强制执行力。

目前有些人民调解委员会已拥有较高水平的调解员，较好的办案设备，比起某些城市的仲裁委员会毫不逊色，例如，上海市的一些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社区建立了调解纠纷的专门场所。设首席调解员、两位调解员、记录员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座位，“硬件”完全合格。至于“软件”也是不错的，已有不少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毕业生进入街道，担任基层行政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其所作的调解协议，质量是有保证的。如果自信是正确的合法的，即可提请有管辖的人民法院给予审查，审查合格的予以登记，即具有法律效力，可作为执行根据；经审查不合格的，则不予登记，指出缺点错误使其改正。这一做法当然需要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支持。民事诉讼法就有这个意思，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合乎逻辑的推理，对于符合法律的调解，则应支持。支持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其调解协议书进行审查，正确合法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