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晴担任义务律师，一转眼，已过了12个年头了。

还记得加入晚晴服务行列的第一年，有位案主来哭诉：她与先生离婚后，约定子女的监护权由先生行使。因为先生当初要求如果不把子女的监护权让给他，就别想签字离婚。但案主在歷经多次先生的情绪失控，看到孩子惊惧受怕的眼神，为了不让孩子一而再、再而叁地面对父母亲的衝突与对立;加上先生答应离完婚后把孩子交由案主照顾下，双方乃达成离婚协议。

监护权意识歷史演变

离婚后的第一年，双方倒也相安无事，子女二人与案主度过了一个平静没有家暴的一年，谁知第二年开始，前夫不知何故，态度丕变，悍然要求案主把儿子交出来，不同意案主继续照顾儿子。大儿子年方九岁，一听到要回到脾气暴躁的父亲身边共同生活，连半夜睡觉都会吓醒!为此，她来晚晴求助，希望能藉助法律的力量，保护她们母子二人的权益。

无奈，12年前有关子女监护权的法律，仍停留在父权时代的思考──协议离婚时，除非夫妻双方另有约定，否则未成年子女一律由父亲监护;此外，纵使事后发现父亲的监护不利于子女，也未有任何法律的明文规定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加以，当时尚未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社会价值普遍仍停留在家暴是家务事的观念下，案主无法提出父亲行使监护显然不利于子女的证明，只得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施暴的前夫带走!此后，前夫多次阻扰案主探视子女，并刻意将子女带离臺湾远赴大陆发展。多年来无法探视子女的伤痛，让案主化悲愤为力量，努力认真工作，并成为晚晴志工的一员，以过来人的经验，陪伴失婚又无法探视子女的其他案主，走出婚变的伤痛!

12年后的现在，在有关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虽然已经在民国85年9月间进行第一次的修正，将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改以「子女的最佳利益」决定，但这样的故事，却仍不断在晚晴上演!因为法律条文的变动，无法于短时间内改变数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普世价值始终仍停留在未成年子女是父母亲财产的一部分──谁有监护权，谁就享有决定未成年子女命运的权利，包括孩子可不可以在夫妻离婚后探视没有监护权的一方。

其实，视子女为个人财产的观念，完全漠视未成年子女是个独立个体，是个「人」，该被以「人」的方式被尊重及被对待，而不是财产!法律上也为了打破监护权不单只是个权利的迷思，更是个扶养孩子的责任及义务下，于八十五年九月间将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规定，全面修正为「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及负担」。理由无他，无非就在强调监护权其实真正的内涵，更大的部分在强调父母亲保护及教养孩子的重大责任，而不在于强调父母亲对孩子可行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