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仅是民事层面上的纠纷问题，并未上升到刑法层面，因此民事纠纷并不算违法犯罪。我国《刑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民事纠纷的社会危害性并未上升至刑法层面；同时，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只有刑法明文规定的，才成为刑法规制的范围。

一、犯罪既遂形态

犯罪既遂作为犯罪的基本形态，是认定其他未完成犯罪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因此，确立科学而又合理的犯罪既遂标准，对于准确量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刑法上对其他几种犯罪形态的成立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惟独没有明确规定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因此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论。在罪刑法定原则既已确立的前提下，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更是稳固了其通说地位。但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不仅在表述上不尽妥当，而且在司法领域里并不优越于其他学说，在立法层面上更是一筹莫展。以下，将从司法和立法两个不同层面对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展开检讨，进而主张在司法领域里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层面上提倡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的犯罪既遂标准。

二、酌定量刑情节和法定量刑情节在适用上有哪些区别

酌定情节，又称裁判情节，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情节。常见的酌定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种：(1)犯罪动机；(2)犯罪手段；(3)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当时的环境和条件；(4)犯罪侵害的对象；(5)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结果；(6)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和一贯表现；(7)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

法定情节，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情节。它既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对各种犯罪共同适用的情节，也包括刑法分则对特定犯罪适用的情节。我国刑法共规定了以下四种法定情节：第一，从重处罚情节；第二，从轻处罚情节；第三，减轻处罚情节；第四，免除处罚情节。

同一犯罪中若有数个量刑情节，其中可能既有法定的，也有酌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法定情节应优先于酌定情节考虑，只要具有法定情节的，就应当首先考虑法定情节。但绝不能因为法律规定的简约或具体宣告刑中没有实际渗入酌定情节的影响。而对酌定情节拒绝加以考虑，也不能因为刑法对具体的、复杂的酌定情节没有规定，而否定酌定情节的法律地位。如果酌定情节意义重大，对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影响程度超过法定情节。也可以优先于或与法定情节同等加以考虑。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一)成文法的明确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须条文规范明确。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的明确规定刑罚法规，以预先告之人们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的行为。

(二)刑罚适当性

刑法适当性，又称作适当处罚性，即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该被认为适当，这是针对法规内容而言的。刑法规定的适当，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刑罚规定的犯罪，应顺合以行为时确实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的刑法为前提。

(三)禁止适用事后法

禁止适用事后法即不允许在法律规范施行后对法规施行前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又称为“刑法无溯及效力”。法无溯及既往效力，从而符合了“不知者无罪”这一俗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所遵守，但随着《刑法》的不断完善，其溯及力的确定多为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刑法的权威与统一性，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

类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事项，比照《刑法》中最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类推解释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解释”

进去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在禁止类推适用的范畴内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即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重大进步。

(五)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会使法官只根据法条而不顾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相应的刑罚，不利于刑罚的正确适用。若刑法中存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长短的权利完全由行刑机关掌握，这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因而从根本上应确立相对不定刑期，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其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从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六)排斥习惯法的适用

刑罚仅仅只能依据成文法规，刑罚的根据只在于成文法，而不依据习惯，道德，风俗，民间法来决定。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当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