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

第一财经日报：在我国社保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部分专家认为政府目前也就仅仅满足于建设一种制度，而并没有真正赋予这个制度更多实质性的惠民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社会保障内容的建设上着力点仍然不足，依然有所欠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功成：这是一个现实。毕竟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先有制度后有内容的。更何况我们国家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和国际上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都是立法先行，先把法律制定好，然后制定制度，有了制度才能实施。所以任何问题都是要在立法的过程中解决。但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道路。

这个大的背景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首先要解决的是制度覆盖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其次，才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的内容。再次，才是我们将如何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制度之间缩小差距的问题。

但我希望这个渐进的过程越短越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医疗保险从1994年试点到现在15年了还没有搞好，试点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我最近向政府提出建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用5年的时间试点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等到2020年。

时间过长的试点政策会加大政府财政的压力，使得政府财政预算、管制能力以及基金管理的能力都跟不上，而且会人为地造成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不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

日报：社会保障的全面铺开，会不会给政府财力造成压力?

郑功成：从我国的财力来讲，我感觉建一个基本的社保制度是完全没问题。在我国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用到社会保障的部分占财政总支出的12%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或新型工业化国家，其社保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应用比例的30%~40%。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应用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国其实早已具备了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

日报：现在有一种说法称，国家不会出台关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功成：我一向反对专门为农民工建立保险制度。在中国应该尽快淡化农民工的概念，而是按照职业和就业的身份来划分，依法处理他们的社会保险权益。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依法办事，凡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一定要体现出同工同酬，同制度同权益。

农民工今后只分为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和不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两种，对于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就按照同工同酬，同制同权这个四同来解决问题，而对于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我们则按照有先有后，赋予他自主解决的权利，即他可以享受农村保险。

日报：最近几年您一直在研究福利社会的问题，也提出中国要在2049年之前建立福利社会，您也指出其实福利社会是一种很具有竞争力的社会，但有人认为，高福利一定是高税收，没有什么竞争力，是一种养懒人的大锅饭社会。这之间的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郑功成：这种误解基于两点，一点是我们对福利社会确实缺乏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福利的制度有问题。其实不然，高福利国家的竞争力很强。

另外，中国人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厌恶影响了我们对福利国家的判断。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在那种平均分、大锅饭的时代，我们是个低水平的高福利国家。拿农村来讲，尽管那时农村没有社会保障，但那恐怕是社会保障水平最高的地方。因为，农村所生产出来的粮食一半是按劳分配的，一半则是按人口分配的。相当于GDP50%以上是福利分配的，但那时带来的确实是劳动者的惰性。

当前中国朝着福利社会目标努力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三十年效率优先的政策培养了一批创造财富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自愿地与人分享财富是有难度的，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福利制度，让高收入者多做贡献，而低收入者多享受福利，从而平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