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观上

从主观上看，逃避法律追究不是肇事者逃逸的唯一目的。实践证明，肇事者逃逸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二是逃避法律追究。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义务为其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逸的目的上，将救助义务撇在一边，只强调法律追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2、现场的紧急情况

从现场的紧急情况看，法律不应当只注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不注重救助伤者的性命。当发生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眼见伤者血流如注，危及生命，作为肇事者，是应当先救助伤者，还是应当先去自首，不逃避法律追究呢?显然，正确的回答只能是先救助伤者。因为救助伤者刻不容缓，追究责任缓之无妨。因此，当肇事者逃跑的时候，他首先背弃的是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其次才是不逃避法律追究的义务。况且，就两种义务的重要性而言，显然也是前者大于后者。

3、惩罚与救助的逻辑关系

从惩罚与救助的逻辑关系上看，法律也不应当把追究责任放在首位。前文已经指出，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身负两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一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为什么要救助伤者?是为了恢复伤者的健康，维护人权;为什么要惩罚肇事者?是因为他造成了伤害，侵犯了人权。可见，追究法律责任的目的正是因为造成了伤害。既然如此，就不能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否则也就失去追究法律责任的实际意义。

4、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看，也不应将追究逃逸者的法律责任放在首位。众所周知，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会问题。该问题一出现，立即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关注的焦点恰恰是肇事者不救助伤者而不是逃避法律追究的问题。

5、刑法原理

从刑法原理上讲，也不应重点考虑追究逃逸的法律责任问题。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刑法只把犯罪后不逃避法律追究(自首)的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但不把犯罪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交通肇事罪同其他犯罪一样，尤其同其他过失犯罪一样，不应把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理由。刑法第133条之所以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立法本意在于督促肇事者救助伤者，而不在于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

交通肇事逃逸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一)犯罪客体的上的区别。犯罪客体是区别此罪彼罪的重要标准①，交通肇事的犯罪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与安全，交通肇事行为人完成交通肇事行为时违反了交通法规、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故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逃逸行为侵犯的是我国法律保护的国家正常司法追诉活动、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交通肇事者在肇事后有迅速报案接受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义务，但在刑法上，我国并未规定行为人犯罪后必须报案接受有关机关调查处理，逃逸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客体只能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逃逸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一般不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威胁到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财产权。

(二)犯罪的主观方面上的区别。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交通肇事行为人对造成交通肇事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的。至于对于违反交通法规来说，则往往是明知故犯。但判定行为人主观性质的依据不是针对行为本身，而是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犯罪行为人对交通肇事的结果的发生完全是出于过失。如果行为人对违章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持故意态度，就不能认定交通肇事罪。而交通肇事逃逸人对逃逸造成的后果果在主观上既可能出于过失也可能出于故意。

鉴于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对逃逸造成的结果本身有时是持直接故意的心理;而该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也不再是公共安全，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逃逸行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情节，而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罪行，当然也不是所有逃逸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当行为达到可能造成生命、财产等无法挽回的损失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即其犯罪形态为危险犯，而由于行为本身的主观恶性程度，以及抢救被害人生命危险的紧迫性，这种危险只要达到抽象的危险即可。可见，逃逸和交通肇事之间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交通肇事的外延已经不能包括逃逸了。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将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情节是不妥当的。